星城市的陽光照常灑落在校門口，但這幾日，許多學校門前的安保力量明顯增強了。教育局下發的“校園欺淩全麵排查通知”已經鋪開，全市235所中小學進入臨戰狀態，校長、年級主任、心理老師、班主任，人人如履薄冰。
李一凡親自簽署了這道指令，不帶任何修飾措辭，隻有一句話：“所有欺淩事件必須如實上報，凡有隱瞞，一律追責到底。”
他要的不是形式主義的問卷，而是係統性挖掘校園裡的“隱秘角落”。
教育局快速搭建了“校園欺淩數據上報係統”，由凡星智聯和機製辦提供接口支持。每一所學校、每一個年級、每一個班級的曆史欺淩事件、教師處理記錄、學生投訴次數、心理測評數據，全部被係統自動抓取分析，匹配異常標簽。
很快，第一批預警數據就浮現出來——
江南中學，某重點初三班級，在過去半年中曾連續出現五起“未被定性”的學生間衝突事件，其中兩起學生出現住院記錄，一起家長向市信訪辦匿名投訴未果，均被學校以“同學之間誤會”輕描淡寫地處理。
李一凡看著這些冰冷的數據，臉色愈發陰沉。
“我要你們去學校，不是為了聽校長背材料。”他看向機製辦副主任孫哲，“我要你們去聽學生怎麼說、班主任怎麼掩蓋、家長怎麼無奈——你們不聽這些，就不要回來了。”
……
當天晚上，三個由市委派出的督導小組分彆進駐三個數據異常高發的中學。所有人都沒有提前通知校方，隻以市裡“心理健康調研組”的名義暗訪。
在江南中學，小組成員喬裝進入教學樓，選擇了幾個先前在數據中出現“欺淩高頻標簽”的學生，進行了非正式訪問。
“有沒有覺得最近班裡有些不對勁？”一位女督導輕聲問坐在後排的女孩。
女孩眼神閃躲了一下，然後悄悄低聲說：“我不能說，她們會知道的……她們會笑我、會在廁所裡堵我……”
幾句話之後，整個督導組的心幾乎被擰緊。
那不是普通的調皮打鬨，那是有組織、有隱蔽、有默許的“群體排擠”，更可怕的是，老師知道，卻裝作沒看見。
另一位男生則更直接：“有一次我被他們往廁所裡按頭，是語文老師路過，他看到就說一句‘你們彆鬨了’，然後就走了。我跟班主任講，她說‘彆太敏感，要學會適應集體’。”
“適應集體？”聽完錄音的李一凡冷笑了一聲，“好一個適應集體。”
……
與此同時，林允兒也展開了另一條線。
她聯係了幾位信得過的媒體朋友，讓他們匿名走訪這些重點學校，采訪學生、家長甚至學校門口的流動攤販。許多信息原本散落無章，但一經串聯，一條完整的隱性暴力鏈條逐漸成形：
成績導向極強的重點中學，老師默認“邊緣學生”在集體中被孤立；家長對“孩子被打”反應遲緩，因為怕影響孩子升學；校長擔心醜聞曝光影響“優秀示範校”稱號，壓製一切負麵信息。
甚至有一名家長控訴：自己的孩子因為性格內向被宿舍同學長期“冷暴力”，反映三次無果後選擇轉學，校方一句“學生性格有缺陷”作為結論，拒不承擔任何責任。
林允兒把這些材料彙總成文，交到李一凡辦公桌上時，他一句話沒說，翻閱了整整半小時。
最後，他用力合上那疊資料，起身走向窗邊，聲音低沉：“你說得對，機製不能隻是算法和模型，它必須伸進這些最黑暗的角落。”
“這些地方，最怕光。”
……
機製辦技術組連夜根據已有數據，設計出了“欺淩高危學校風險模型”，將所有學校按照“欺淩頻次、處置質量、心理異常數據密度”三項指標進行等級劃分，最終有18所學校被係統標注為紅色警戒區。
當夜2300，市委常委辦公會緊急召開。
李一凡在會上提出：
“從即日起，凡是機製平台標注紅色警示的學校，必須在七日內完成內部問責、教師追責、心理乾預三項措施，市紀委、教育係統聯合監督。”
他點名江南中學，責令副校長兼德育主任停職檢查，啟動專項審計，並向社會公開問責通報。
會議室內一片寂靜，沒有人出言反對。
因為所有人都看見了那封跳樓女孩的遺書，看見了她在最後一天還在試圖找人傾訴，卻始終沒有等到回應。
輿情係統在這一天再次刷新預警閾值，但這一次，星城市並沒有“被動跟進”，而是主動出擊、主動審視、主動改革。
李一凡在機製平台主界麵，新增了一個入口模塊——
“校園欺淩紅色標注預警係統”。
當他在係統中輸入指令，十八所學校的地圖位置一一浮現於眼前，每個學校都被標上了醒目的紅色坐標點。
這些點，像一個個滴血的信號燈。
“從今天開始，任何孩子的哭聲、任何家長的質疑，都不能再被埋進製度之外。”李一凡聲音堅定。
“我們治理的不隻是數據，是孩子的尊嚴，是家國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