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仆射，科舉的弊端，我曾經多次向你說過。我們雖是士族，但我們更是百姓的父母官。人的變遷，阻礙了寒素子弟的入仕，我希望長江後浪推前浪，令寒門出貴子的景象，蔚然成風。太宗皇帝說過‘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我也覺得這是大勢所趨，我們不去做，後世遲早有人做。當年孔子有教無類，強調個人的責任，但當今士族多以家為大，無數人才被埋沒，是宰相們的過錯。”
“今年因戰事，不進行科舉。但我相信今年一定可以平定叛亂，明年秋天要開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科舉。”
“除進士、明經、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開元禮、武舉等，我要再開秀才、緝捕科、醫科等最少十科，其中進士錄取不下於一百人。謄錄製度和糊名製度下，不論士族、小姓、寒素，唯才是舉。”
“右仆射要早點擬定文書，將消息下達郡縣，為天下文人士子所知曉……”
李瑄又向李峴說起科舉之事。
隋朝的時候科舉隻向士族開放，升鬥小民無門路。
大唐建立後，科舉雖逐漸走向成熟，但還遠遠沒有到達“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地步。
整個大唐，科舉為官隻是很少一部分，官吏們多門蔭入仕，一代代為官，形成權貴之家。
即便是科舉，也有七成的士族及第，剩下小姓兩成，寒素一成。
平民出貴子是非常難的。
實際上，在李瑄天寶六載拜相的時候，開展謄錄製度和糊名製度，寒素及第，大比例上升。
但這種隨著楊國忠拜相又被破壞掉。
楊國忠的兒子不學無術，竟然進士及第，成為天寶年間繼“曳白”、“野無遺賢”後的又一笑話。
在李瑄看來，糊名製度和謄錄製度是必然的，否則閱卷官會僅憑借一個姓氏加不少分。
李瑄已經將進士及第的成績，作為吏部銓選後為官的品秩。
如第一名狀元及第，最起碼會授與正六品官職。
第二名、第三名為從六品官職。
除去前三名外，才劃分進士第一等、進士第二等、進士第三等。
每一等為官後所獲品秩不一樣。
“秦王真要允許商人子弟參加科舉嗎？有的商人巨資萬貫，一旦他們的子弟進士及第，很容易收買上官。”
李峴沉吟片刻，向李瑄說道。
在重農抑商的時代，商人卑賤，是根深蒂固的思想。
在大唐，商人存在普遍的歧視和排斥，商人被視為國家底層，甚至與商人通婚也被視為恥辱。
連百姓都認為商人滿身的銅臭味。
大唐也有律法，規定官吏不得與商人私會，否則會遭受重懲！
“右仆射隻是假設商人子弟更容易腐敗，宰相不該有這樣的念想。還有一種理解，商人子弟不差錢，不會被地方腐化，隻想做出政績，出人頭地。商貿之興，帶動國家繁榮，以及百姓衣食住行質量。商人重稅，國家得到更多財政，也可以回饋給百姓。”
“今時不同往日，國家西麵的疆域，已至裡海。這條絲綢之路上，遍地都是黃金，然而收獲往往由粟特人把持，漢人寥寥無幾。漢商也應該參與起來，走向絲綢之路，走到波斯，走到大食，走到拂菻……”
“商人不得從政，從政者為清白商人子弟，另多與家族分離，關於商人的約束有諸多，防止利欲熏心……”
李瑄向李峴批評一句，並解釋為什麼提高商人的地位。
“秦王的目光是長遠的，下官會維護秦王的決議。全力準備明年的科舉事宜。”
李瑄的思想，連李峴都要絞儘腦汁去思考。
如果實不可行，李峴會勸諫。
但李峴總能從深層次的邏輯中，探知一二。
學無止境，沒有人嘗試過，並不代表一定是錯的。
能創造千古盛世的路，絕對是一條沒有人有過的道，之所以讓人覺得不可行，是因為路上遍布荊棘。
不敢嘗試，知難而退的人，永遠會跳入一個曆史的循環中。
排除萬難，敢為人先，才是成功的因素。
“右仆射，我準備將三省六部，改為三省九部，增農部、文部、商部，原六部二十四司也遠遠不夠，而九寺五監，明顯有多餘，裁撤司農寺、鴻臚寺、將作監、少府監、太府寺、衛尉寺、太常寺、光祿寺等…：”
李瑄向李峴提出更改官製框架，這是他召李峴入堂的原因。
說話的時候，李瑄將一份用天骨鶴體書寫的文書，交給李峴。
在李峴觀看文書的時候，向他解釋一些細節。
看似增設三部，但這並不是屍位素餐，也不會讓官位臃腫，增加財政負擔。
九寺五監的職權與六部多有重疊，且多為皇室服務。這次官製改革中，李瑄發現嚴重問題。
即便九寺五監和六部存在分工和製約，但李瑄認為某些寺完全可以並入諸部。
以農部代替原本的司農寺，為農業更加重視的同時，增設推廣棉花等農作物的司，官吏不應該隻在長安翻閱卷宗。
另外，在黃土高原重新植樹，開墾荒地、規劃水果區域，培育農作物、牲畜的管理等等，都應由農部承擔。
文部，分印刷、造紙、編書、記錄等等，最主要的是關於鄉學、縣學、郡學的建設，這是長久的規劃，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非一朝一夕能完成。
國家與曆史向上發展，離不開學業的普及，當完成“垂髫之倪，皆知禮讓”的事情，盛世才真正開始。
以後科舉會交由文部。
禮部會兼並鴻臚寺、太常寺等，使其更符合“禮”。
商部，為商業所設，官辦坊市、手工業等，將作為統計，也負責對外的經商貿易，還將鑄錢機構少府監合並，負責鑄錢。
另外，商部專門設司，在郡縣開設錢莊。
國家嚴格禁止商人私設錢莊，以後錢莊皆為官辦，一錙一銖必須登記造冊。
新增三部，更會增添尚書省的權力，以表示國家對學、農、商的重視。
其他如工部會兼並將作監，提高工匠的地位，出策令對改革兵器、農具，發明手工品的工匠，以及對天文地理數學有探究的人封以爵位。
依靠工匠發明的貢獻，最高可爵至國公，榮耀天下。
這種動力，會驅使工匠們精益求精，深入鑽研。
而不是把工匠視為賤籍，遏製天馬行空的思想……
把太府並入戶部，使戶部除了管理戶籍外，還是全權掌權財政的部門。
除此之外，朝廷增設慈幼局，管全國慈幼堂，以及長安正在培養醫師的濟生堂，要係統化地進行醫療布局。
增設統一管理全國糧倉，以及常平糧倉的糧食局。
後麵隨著變革實施，會繼續裁除舊部門，增加新部門。
如果按照原來的路一直走下去，一百年，一千年，三省六部二十四司或許夠了，但李瑄會勇於改變，步步為營。
機構重疊、職能交叉、人浮於事不僅僅是使職差遣，還有六部與九寺之間的博弈。
“秦王，此改製力度太大，短時間難以完成。”
李峴完完整整看完文書後，向李瑄說道。
之前裴遵慶更改官製，隻是罷黜使職，還權六部。
現在則是真正意義上的大改官製，挑戰已經流行一百多年的三省六部。
剛開始李峴想要否定李瑄大改官製，但隨著李瑄的仔細闡述，他突然覺得李瑄說得有道理。
他從字裡行間，看出李瑄定義的盛世，與他所想象的盛世不一樣。
甚至連開元年間的盛況都不能比較。
李峴不知道李瑄腦子裡裝的是什麼，但娓娓道來的話，讓李峴有一種信服感。
他對李瑄的敬佩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有一種躍躍欲試要嘗試的感覺。
就像李瑄之前所說的一樣，人要創造曆史，而非陷入曆史的循環。
“我們還在壯年，有足夠的時間去籌備，官製深入改革，勢在必行。右仆射根據文書，秘密擬定可行方案，等局勢徹底穩固，再召開會議。”
李瑄覺得自己有的是時間，他現在要做的，就是誕生概念，慢慢籌備。
在平定安祿山、史思明之前，李瑄暫時不會實施這樣的政策。
等精雕細刻，有完全的策略後，再開始施政。
“下官明曉。”
李峴在說話間，將文書收入懷中。
“當前國家實施郡縣製度，雖對中央權力加強，但弊端從生。現由朝廷垂直管理郡縣，直接任免郡縣長吏，但國家郡縣太多，考核、任命等事宜無法麵麵俱到，影響大局發展。我計劃在地方劃分二十四個區域，每個區域任命長吏，行中書省事，稱為‘行省’……”
“行省下方為郡，郡下為縣。形成中央、行省、郡縣的基調。行高官吏可以任命官職，有財政權力，但不具備兵權。”
“如此，可以徹底掩埋節鎮製度，方便軍製改革……”
李瑄又向李峴提出行省製度，同樣交給李峴一份文書。
李峴雙手接過文書，仔細觀讀，文書上詳細記錄行省製度的優勢和可行性。
行省製度，直接影響到後世的中國。
郡縣製度和行省製度，職權劃分不同。
大唐幅員遼闊，廣袤無邊，行省製具有權力雙重性，既是朝廷的派出衙門，又是地方的最高行政機構，有利於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係。
從本質上講，行省製度使中央集權到達巔峰。
而行高官吏沒有軍權，四年一任，任期滿調離。不可能擁兵自重，地方割據。
同樣的，行省的駐軍為都督。都督沒有財政權力，沒有召兵買馬的權力，也是四年輪換。
更杜絕出現尾大不掉。
二十四都督，分邊軍和內地軍，兩者互相輪換衛戍，嚴加訓練，防止強枝弱乾。
同時，邊軍數量、戰馬、鐵甲率，會高於地方。
以地方行省為中樞，可以更好的分配地方財政來養兵，不需要千裡迢迢運輸糧草和錢財。
如果遇到衝突，需要征伐，可以迅速從附近的行省調遣正規軍。
而更平坦的直道，是戰時快速調遣的關鍵因素。
今後尚書和宰相的升任，多會從政績出眾的行省長官調遣。
不僅如此，行省還加強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融合。
當前大唐隸屬的各部胡人太多，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階段，行省製度的研究和推出，對李瑄來說是必要的。
如嶺南、黔中等許多遙遠的地方，中央永遠也看不到，又不了解各族，想插手其中，鞭長莫及，設立數目有限的行省代替中書省，對其力所不及的地區進行管理，朝廷再從大局上對諸行省實施節製，大一統的大華夏，將會在這一刻定型。
但是李峴聽到李瑄的話後，麵色一驚。
不是因為行省製度，而是地方“行中書省事”。
要知道，現在是尚書令當權，讓地方行中書省事，那一定會是中書省當權。
作為權臣，尚書令更符合李瑄把持朝政。
而中書令，可供皇帝驅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