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雜七雜八_紅土地紀事下卷_线上阅读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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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雜七雜八(2 / 2)

果不其然,那個咬定自己與許老師好像有什麼瓜葛的“禍水”,終於改口了,承認她與許老師是清白的。

這個成了“禍水”的女人,當然什麼也得不到,隻是給所有的人上了一節課:沒有自尊自愛的女人,怎麼可能得到一個有教養的男人的心。

但是,許老師的入黨,接班做文藝教研組的組長,一係列的進階都為此按下了暫停鍵。

人生中碰到這種事,怪誰?又是怪命運吧!

很快,一個學期又快結束了。教務處終於找我商量下半年的工作了。

蘇校長依然那個脾性,不緊不慢,不熱不冷,他說:“你分到哪個教研組都不合適,我們討論再三,下半年幼兒園需要老師,你去吧。”

我知道葉梓走了,這個學期的幼兒園是由兩個從後勤食堂調來的阿姨在管著,她們隻是認識幾個字的家庭婦女。於是,有孩子放在幼兒園的老師們怨聲載道。

可是,我一時不能接受讓我去幼兒園的安排,這算什麼?貶職了?流放了?發配了?

本來我還是個“陶淵明”,現在要做“蘇軾”了?不由自主地讓我想起了他的那首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對蘇軾寫這首詩時的心情,我好像一下子透徹了!我覺得自己這艘“不係之舟”,飄過了文藝,飄過了外語,結果飄到了幼兒園。真的是臉上掛不住。這樣的留校,還不如當時留在赤岸中學教書,說不定現在已經是高三語文骨乾教師了。

我這種人,天生沒有做領頭羊的能力,也不是會研究出改變人類命運的知識的天才,我就是個最普通的人,但是我會接受任務,執行任務,並且認真努力地把任務做到最出色的那種“二流人物”。可現在好像要我去接受“三流”任務,我頓時陷入了迷茫與彷徨。

蘇校長說是說讓我考慮考慮,下個學期來接手,不過,他還留了一句:“葉梓不是做得很好嗎?……現在學校裡分來的大學生都安排不了呢。”

我漫無方向地走在校園裡,半路碰到了顧老師。她雖是蘇校長的妻子,在學校醫務室當醫生,但是,也沒有架子,看見我,熱情主動地打招呼,而且還跟著一串笑聲:“小汪,去幼兒園工作很好呀,也是人儘其才,物儘其用,地儘其利的好事呀。比沒有事做要好多了。”

她的上海話與笑聲感染了我,我很感動,就說:“謝謝顧老師。”仿佛,在我心裡有點把她與柯醫生混為一體了。隻是,有點迷糊,好像顧老師也參與了教務處的討論似的……

回到自己的房間,趕快去翻找《外國教育史》的筆記本,因為在我煙霧迷漫的腦子裡,突然浮現了盧梭的“艾彌爾”和他的教育思想。我又一次認真仔細地讀著《外國教育史》。

在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哲學的基礎上,啟蒙教育思想也蓬勃發展。盧梭對於兒童教育提出自然與自由的教育方式。他對兒童教育,論述了要按照年齡分期,兒童個性特點來進行。早期教育要發展兒童的獨立思考,創造性的觀察能力,調動兒童的求知欲與學習積極性,當然還有善良的情感與良好的意誌,反對教育刻板和劃一……他所有的教育思想都體現在他的“艾彌爾”身上。

我又一次,自己說服了自己,我也有許多教育思想,何不就這次機會很好地實踐一下?在學齡前兒童的教育中應該更能體現出來。況且,我在庫前有過最無奈的一年級數學教學實踐,雖然做得不成功,但那也是山區孩子的智力滯後引起的,而我不也看到過縣城裡的孩子們聰明精彩的表演?我也想再試一試,初級教育的實踐。

還沒有到下個學期,也還沒有去教務處回話,我的“荷爾蒙”就已經被調動起來,自己的創造性思維腦洞大開,什麼幼兒園的課程設計和教學大綱,教學方法等等,已經不斷浮現出來了。

我在回上海前,還去了對麵的幼兒園考察了一番。看看需要什麼教材,回上海可以采購。

調整心態後的我,心田裡又出現了燦爛的陽光了。

在動身回上海之前,我趕快去了蔡的二哥那兒,問問李子要不要我帶回去。他們說不用,等國慶節假期時候,準備三口之家一起回上海。

他們熱情地請我吃飯,席間,那個直爽的二嫂問我,是不是嗯奶打了李子,李子把這事告訴了他們。我不好說什麼,支支吾吾地敷衍了過去。

回上海後發現,我在往下走,蔡在往上走。當時我留校很榮光,現在卻成了高師幼兒園的老師。蔡回上海,從一個工人做起,不久就成了車間調度指揮,他還考入了夜校,入了黨,更有一片光明在前麵。

但是,他依然耐心地陪著我,一家一家書店跑,買了許多關於幼兒教育的書籍。帶著這些“食糧”,我回到紅土地上,準備做一個幼兒教育工作者了。

我不帶任何固定模式或思想,走上了全新的崗位,像摸底調查一般地與人院的二十多個孩子,接觸了兩天。

我發現,這些孩子,從三歲半到六歲,都很聰明,我的憂慮放下了一大半。他們與庫前那些“寶”不是一回事,這使我好比懷著一個工匠的心情,看到眼前的“優質材料”時,旋即就產生了想去雕刻琢磨的衝動。

對葉梓先前的工作我也了解了,她是個開拓之人,留下許多可以利用的教具與教材。她直接用小學一年級的教學內容與方法,提前給孩子們上了一些語文課,數學課,音樂課。她對孩子們很是愛護,上海帶來的糖果差不多都成了孩子們的點心。在她調走了半年後,孩子們還在念叨她。

小朋友們愛憎分明,他們很不喜歡後來來的那兩個阿姨,動不動就罵人,還罰站。甚至有孩子悄悄告訴我:“她們是沒有文化的人。”

學校調離了一個阿姨,留下的那一個脾氣溫和一些,配合我管好孩子們的生活瑣事。孩子的拉屎撒尿,在幼兒園也是大事。我曾經住過的小房間成了幼兒園的辦公室,而後麵一間隔開的小間,放幾個痰盂罐,就是孩子們的“廁所”。

孩子們依然一天有兩次點心吃,阿姨要燒好開水,一杯一杯涼好,還分發一些餅乾或水果。這些由學校統一買,也算是教職員工們的福利。

我開始動腦筋備課了。

首先在盧梭思想引導下,我想到不要刻板和統一化,要引導孩子們的自由思維能力,開發感性觀察的靈敏度,並從認識自然開始走進科學,從認識自我,走進社會……

我把課程設計出來了,第一,語言表達課,包括:“有口無心讀唐詩”,“聽講故事”,“描述”花草植物,家中物品,家人朋友等,和“看圖說話編故事”。第二,數數與畫畫,把畫各種水果植物等,與加減計算放在一起,第三,音樂課,唱中英文字母歌與兒歌,第四,美術:色彩,圖形,與搭配,五,跳繩,拍球,遊戲,六,舞蹈,手勢操等的手腳動**調性訓練等。

就用這麼一套教學思路,我上了一個學期的實驗課。

我又成了被表揚的中心了。特彆是教務處的劉誌堅老師,他有兩個兒子在班裡,一個是六歲的劉鯤,一個是三歲半的劉鵬。

劉鯤小朋友,他喜歡坐在第一排,一對大眼睛盯著我看,我們一節課半小時,他可以做到一直專心聽講。這是小孩子最難得的一種會學習的表現,也可以說是學習能力。一個孩子優秀不優秀,不用看成績,就看他的關注力達到多少時間。劉鯤隻是一個幼兒園的孩子,他的關注力已經達到半小時,那麼他以後的學習成長,可想而知,大有前途。不過,他的個性偏文雅,不主動提問題,然而他回答我的問題時,頭頭是道,流暢清楚。所以,我非常重視他,也喜歡他。

我知道他的父母也在培養他,因為他的字寫得很漂亮。我的語言課有故事複述,口頭說了後,我也會在黑板上寫幾句關鍵詞語,要求小朋友們,能寫的寫,不能寫的隻要說就行。他,小劉鯤總是可以寫出來。

劉老師敢於到處說我好,說我的幼兒園課上得很好,孩子們都喜歡,我很感謝他。雖然,彆的老師們同樣因為有孩子在我班裡,也會口出蓮花。可劉老師他是在教務處呢。教務處給我不但是個“冷板凳”,還有許多夾層話的,他能公開表揚我,一定是一個正直的人,善良的人,敢說真話的人。

我的幼兒班還有一個女孩子,姓張,後來我知道她的父親就是高考補習班的班主任張老師。她與她的父親個性十分相似,喜歡“衝頭衝腦”,主動性有點過頭,還常常要來主導老師。那天,我準備教一首兒歌《鋤禾》,她會插嘴:“老師,教我們《詠鵝》。”我也不打擊她,小孩子的個性是要保護的,於是我會說:“下次我們學。”

與孩子們在一起,我的童心也滿滿的,早把“麵子”看淡,把“冷板凳”看暖了。連顧老師碰到我都說了,“小汪,當幼兒園老師還蠻稱職呀。”

關注了幼兒教育,那麼有關幼兒的事件也會注意起來。

我們高師的鄰居,高安中學發生了一件慘案。

高安中學有一對夫妻,都是上海人。一個數學老師,一個英語老師。他們先生了一個女孩,放在上海,由外婆帶。可他們正好在計劃生育“隻生一個好”的政策之前又生了一個男孩。男孩他們自己帶在身邊。外婆認為女孩也應有父母的照顧,不然就不親了,就把女孩強硬地送了過來。認為,時間長了,一切就會好的。

五歲的小女孩,脾氣倔強得不同一般,她始終不叫爸爸媽媽,整天哭喊外婆來救救她。有時就發脾氣不吃飯,亂甩東西。鬨得兩個大人心一煩就打她了,母親把她按在一條木板凳上,打了幾下屁股。可女孩尖叫起來,撕裂般的大哭,結果,換了父親下手就重了,抽打了幾下後,見她不做聲了才罷手。可女孩一直就躺在那兒不動了。到了半夜還是不動,父母才驚恐發現,她死在板凳上了。

這件事轟動了整個高安縣城,議論紛紛,眾說不一。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為什麼他們沒有想到把女孩送到對麵,我的幼兒班來呢?我一定會保護她的。一條鮮活的小生命,就這麼沒有了,而且,是被狠心的父母給打死的。為了這個從沒有見過麵的孩子,我流了許多的淚。

孩子的教育一定是在自然自由的情況下、不讓孩子覺察中進行的,大人要理解他們,要學會與他們相處,首先就是培養他們具有極大的安全感,才可以對他們逐步提出進一步的學習要求,並且,任何要求一定是適合他們的年齡與個性的,還要根據他們的特點與程度不斷修正,在整個教育過程中,是絕不可以有體罰的。

這一對教高中的父母,居然對自己的孩子那麼粗暴野蠻,我接受不了,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其實每個做老師的,不,應該是每個想有孩子的人,都應該先讀幼兒教育知識。

眼下,談教育奢侈了,孩子已經死了。麵對的是法律的嚴懲了!一縣城的人都在等著開庭審判。那時候還沒有正式的律師出現,這個案子,結果是由我的老同學郜海雷來為兩個父母辯護的。

他抓住了父母的那種深深的懊悔與徹骨的痛苦,抓住了孩子的叛逆對父母的傷害,抓住了打孩子的人,並不懂一個醫學知識:也就是孩子的身體是沒有抗震能力的,看起來好像隻打在屁股上,但是震波衝擊了孩子的心臟了,那是致使孩子喪命的原因。

在他的辯護下,結果是父親判了八年有期徒刑,母親是三年勞教,還留在學校上班,帶著心靈上永遠抹不去的痛,擔任起獨自撫養那個男孩的責任,靜靜地等待丈夫八年後回來。而最最後悔的是外婆,聽到這個消息,從上海趕來了高安。等待她的是支離破碎的一家人,竟然這一切痛苦的緣由,隻是因為沒人帶孩子,她幫助帶了孩子又沒有堅持到底,一個簡單的“以為”就把她自己的心砸得粉粉碎,還把她的所有親人的命運都翻到了深淵裡了。

帶著這個讓人唏噓不已的故事,我回上海去過寒假了。

我卻發現,蔡去上班後,他的母親就開始嘀嘀咕咕、罵罵咧咧。起先我還沒有注意,直到第三天,他母親乾脆走上樓梯在我門口罵:“多嘴多舌,要你管什麼閒事!自己都管不好,還想來害我……”話裡不斷夾雜著一些難聽話……

這下,我終於明白了,她的“機關槍”是在對著我“開火”,我的心突然沉到了穀底,我做了什麼事“犯了太歲”了?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蔡才告訴我,是他二哥對母親說,我把嗯奶打李子的事告訴了他們。

我又覺得五臟六腑都糾結在一起了,怎麼一個家庭中也有“嫁禍於人”的事。我對蔡發誓賭咒地說:“我為什麼要告訴他們呢?那是李子自己說的。”

蔡是個絕對聰明的人,他立即相信了我,他完全明白,這是他的哥哥唯一可以既讓父母接受孩子,又警告父母對李子好一點的做法。但是,他們這是在犧牲了我的前提下,做有利於自己的事。

我傷心透了,對李子我真的很儘心,也做到了不止一個嬸嬸才做的那麼多的努力,而他們,居然是不惜把我丟在開水裡煮……我忍不住想衝下樓去,把一切真相對著他父母說說清楚。

蔡把我攔住了,說這是對自己家人,我們絕不可以無情無意,要我忍了,蔡還幽默地說,姆媽罵了三天了,應該會歇歇了。第二天,果然他母親“揠旗熄鼓”了。

我知道這是很會做人的蔡,他去“外交斡旋”了,隻是真不知道他用了什麼辭令,才讓這一場已經點燃的“戰火”,沒有燃燒起來。

他知道我心情一直有點壓抑,就把一年積起來的十幾天調休都用上,又陪我一起去了紅土地。我們在高安過兩人世界,自由自在,他每天翻花樣燒許多菜,招待我和我的朋友們。

因為太開心了,等他回上海後不久,我開始嘔吐了,特彆是一聞到大蒜味就惡心。很巧的是,小韓老師也與我一樣在作嘔。我們不約而同都想到了:我們是懷孕了吧?不過我很奇怪,我第一次並沒有這個感覺。她們都猜那是因為前一次與這一次的孩子性彆不同引起的。

我覺得這次的孩子來得正是時候,因為在幼兒園,與孩子們在一起,童心童趣互有感染,還有很重要的是,上幼兒園的課沒有壓力,多多少少畢竟在自己手裡。而看看小韓老師,上英語課哪有如此輕鬆的,一開始兩個月,常常要請假,根本上不了課,她心裡急得很呢。

命運有時候也會在一定的條件下,把壞事變成了好事!

石少英結婚後也在搞調動,沒有心思上好課。我們三個老師,常湊在一起,說著婚姻,說著家庭,說著肚子裡的孩子,我們沒有親人在身邊照顧,就是靠著與夥伴們“抱團取暖”熬過來的……

我對蹉跎歲月的理解,這時候也最深刻,怪不得很多單位不要女職工。女人在這個時候,無可奈何地沉醉於“世間萬事了,隻有一孩兒。”

我們幾個,加上餘英,數學李老師也會一起合夥,大家輪流做午飯,一人管一天,一周就過去了。

記得有一天,吃了飯後幾個人還坐在一起談天,不知為什麼,直爽的餘英說石少英,“吹吹牛的事,有什麼了不起,”石少英生氣了,轉身進了房間,在裡麵放聲大哭,把我們都嚇著了。我看看不對,就去敲她的門,起先她不理人,後來,聽是我在叫她,就把我讓進了房間,這是因為我們這段時間總在一起瞎聊天而得到的一種信任度。

“我們上海人把聊天說成是‘吹吹牛’,你千萬不要以為是說你講了假話。”我對石少英解釋道。

她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說:“上海話是‘嘎山湖’”

“對的,你學英語一定知道的,語言豐富多彩,往往一個意思有很多種表達呢。比如:北方人會說擺‘龍門陣’,可也說‘侃大山’。”

終於,她不再哭了,與我又開始“吹牛”了。這一吹,才知道,她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了“老朋友”,她的反應與我們不同,是那麼劇烈的發脾氣。

我聽了,第一時間為學校著急,下個學期的英語老師必須要再“引進”了。

果然,還沒有等學期結束,石少英就調走了。

接著,我們學校發生了一件重大慘案,居然與我的幼兒班孩子有關,嚇得我魂飛魄散,連我肚子裡快五個月的孩子也幾天騷動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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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堅編審評:

小說描寫的客觀性,是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組成部分或曰特點之一。

在本章裡,作者客觀地描寫了自已人生的低穀時期。

在成批的正規大學畢業生進入機關丶學校之後,“工農兵學員“桂冠丶“留校“榮耀迅速褪色,“工農兵學員”成為“水平低”“能力差“的代名詞,在單位裡遭到排擠。女主人公通過了電大英語專業畢業考卻不給她文憑,要上崗又說需要文憑;要報名高考則被紅線攔住;沒有崗位,隻能做臨時工代課。情緒壞到了冰點,生活失去了色彩。女主人公的遭遇有其特殊性,又同其所處時代廣大“工農兵學員“的遭遇類同,因而具有普遍性。這是女主人公人生的低穀時期毋庸置疑。

在生活的磨難麵前,女主人公又一次展示出直麵生活和自我的勇氣,展示出在複雜的現實中探索問題和問題的意義的韌性和努力。沒有名義,儘義務也幫一個個班級編排參賽的文藝節目,爭得了前一丶二丶三名;被“發落“做幼兒園老師,也要做最好的幼兒園老師,實踐先進的幼教理論,設計切近幼兒心理特點和認知水平的課程,用愛心包容每一個孩子。

在生活的窘迫之下,女主人公的人性沒有迷失丶失守。讀者看到的是,一個有理想和信仰的人不屈的堅持丶不甘的退卻,似乎還可從文中聽到作者在召喚一種剛健質樸的處世哲學和人生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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