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布等大臣附和向太後：“章相公說得太過分了，端王素有賢名，適合繼位。”
章惇據理力爭：“立君是大事，關係到大宋江山社稷！端王每天就知道踢球、畫畫，這樣的人怎麼能當皇帝？”他跪在地上，“太後三思啊！若立端王，大宋危矣！”
向太後根本不聽，強行下旨：立端王趙佶為帝，即宋徽宗。章惇氣得渾身發抖，卻無能為力。
徽宗繼位後，向太後趁機打壓章惇，把他貶為越州知州。章惇離開京城那天，新法大臣都不敢來送行，隻有幾個老部下偷偷在城外給他塞了些盤纏。
“大人，您為什麼非要反對立端王？”老部下不解，“明哲保身不好嗎？”
章惇歎了口氣：“我是宰相，要對大宋江山負責。端王確實不適合當皇帝，我不能眼睜睜看著江山毀在他手裡。”他望著汴梁的方向，憂心忡忡。
越州任上，章惇依舊勤於政務。他發現當地賦稅不均，就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多少收稅，讓富戶多交稅，貧戶少交或不交。富戶們聯名告到京城，說章惇“搜刮民財”。
徽宗本就對章惇不滿，立刻下旨把他貶為潭州知州。不久後，又貶為雷州司戶參軍，和當年的寇準一樣，被流放到了南疆。
雷州的條件比越州艱苦得多，氣候濕熱，瘴氣彌漫。章惇帶著家人來到雷州，住在簡陋的民房裡。當地百姓聽說他是被貶的宰相，都來看熱鬨，有人還扔石頭罵他“奸臣”。
兒子章援氣得要去找人理論，被章惇攔住：“百姓不懂內情，隨他們去吧。我們隻要清清白白做人，就行了。”
章惇在雷州沒有消沉，他教當地孩子讀書，幫百姓看病，很快贏得了百姓的尊重。
有一次台風來襲，他帶頭加固堤壩，差點被洪水衝走。
百姓們感動地說：“章大人真是個好官啊！”
第四章奸臣標簽的千年沉冤
崇寧元年，蔡京拜相，開始大規模迫害舊黨和新法中的異己。他把章惇列為“元佑黨籍碑”中的奸臣，汙蔑他“詆毀先帝，動搖國本”，又把他貶為舒州團練副使，安置睦州。
章惇此時已經七十多歲，身體越來越差。接到貶謫詔書那天，他正在院子裡種蔬菜，咳嗽得直不起腰。兒子章援哭著說：“爹，蔡京太過分了，我們上書辯解吧！”
章惇擺擺手：“辯解無用，曆史自有公論。”他看著自己種的青菜，“你看這菜，不管彆人怎麼說，該長還是要長。做人也一樣，隻要問心無愧，就行了。”
同年十一月，章惇在睦州去世。消息傳到京城，蔡京不許為他立碑，不許入葬祖墳，還下令銷毀他的所有著作。章惇的家人隻能偷偷把他葬在睦州的亂葬崗，連塊像樣的墓碑都沒有。
但百姓們沒有忘記章惇。陝西的茶農每年都會祭拜他，感謝他當年改革茶法；河湟地區的百姓把他的畫像掛在家裡，紀念他收複失地的功績；雷州的百姓為他修建了一座小廟，雖然不敢叫“章公祠”，但香火一直不斷。
靖康之變後，宋徽宗、宋欽宗被擄，北宋滅亡。南宋建立後，人們開始反思亡國的原因，有人想起章惇當年“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的話，無不感歎章惇有先見之明。
宋高宗在臨安稱帝後，大臣李綱上奏：“章惇雖然專權，但新法有可取之處，他反對立徽宗也是正確的，請求為他平反。”
但高宗顧及向太後的顏麵，沒有同意，隻是允許章惇的家人把他的遺骸遷回祖墳安葬。章惇的兒子章援捧著父親的骨灰，一路從睦州遷回福建浦城，沿途百姓自發祭拜，哭聲不斷。
紹興年間，史學家李心傳編寫《建炎以來係年要錄》，詳細記載了章惇反對立徽宗的經過，評價道：“章惇之議，雖出於私怨，然端王的確不君，其言有可取者。”
元朝修《宋史》時，脫脫等史官受舊黨影響，把章惇列入《奸臣傳》，說他“性殘忍，好報複，終至於敗”。這個評價影響了後世幾百年，章惇的奸臣標簽就此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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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間對章惇的評價卻不一樣。說書先生在講宋史時，會說他“變法強國，卻遭貶謫”；陝西、河湟等地的百姓，一直把他視為恩人。明朝時，有個叫郎瑛的學者在《七修類稿》中寫道：“章惇雖被稱為奸臣，然其功不可沒，河湟之複，茶法之改，皆利國利民之舉。”
清朝乾隆年間，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為章惇鳴不平：“章惇之事，多有可議者，然其才略過人，有功於國，列入奸臣傳，未免太過。”他還指出，章惇反對立徽宗，是“有識人之明”。
第五章曆史塵埃的功過昭彰
民國時期，曆史學家陳寅恪研究宋史，認為章惇是“宋代有為之臣，其變法之功，不亞於王安石”。他在《論再生緣》中寫道：“章惇之奸，多為後世偏見所致，觀其行事，實為社稷著想。”
1949年後，史學界對章惇的評價逐漸客觀。曆史學家鄧廣銘在《宋史十講》中說：“章惇是新法的堅定推行者，他的改革措施促進了宋代經濟的發展，河湟開邊更是擴大了宋朝的疆域，這些功績不應該被忽視。”
如今，在章惇的故鄉福建浦城，修建了章惇紀念館，展示他的生平事跡和改革措施。紀念館裡有一幅巨大的《河湟開邊圖》，描繪了當年收複河湟的盛況；還有陝西茶法改革的實物展，包括當年的茶稅賬本和茶具。
每年都有很多曆史學家和遊客到紀念館參觀。有個來自陝西的茶農，捧著自家產的茶葉，在章惇的畫像前鞠躬：“章大人，我們陝西茶農沒忘記您，現在我們的茶葉賣得很好，日子過得很紅火。”
在河湟地區，當地政府重修了當年章惇設置的城堡遺址，立碑紀念“河湟開邊”的曆史。碑文上寫道：“宋哲宗元符年間，章惇主持河湟開邊，收複失地兩千餘裡，促進了民族融合，功在千秋。”
雷州的百姓也重修了當年的小廟，正式命名為“章公祠”。祠堂裡的香火很旺，當地百姓說：“章大人在雷州教我們讀書，幫我們修水利，是個好官，我們不能忘記他。”
曆史學家們通過研究大量史料，還原了章惇的真實形象：他是一個堅定的改革者，為了推行新法不惜得罪權貴；他有識人之明，看出了宋徽宗的無能；他有軍事才能，收複河湟擴大了宋朝疆域；他雖然性格急躁，手段強硬，但一生清廉，沒有貪汙受賄的記錄。
當然，章惇也有缺點，他打擊舊黨過於嚴厲，甚至牽連無辜，這是他不可否認的過錯。但把他列為“奸臣”，顯然是不客觀、不公平的。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知道了章惇的真實故事。在曆史教科書裡，他不再是簡單的“奸臣”，而是被描述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新法的重要推行者”。他的故事告訴我們，評價曆史人物不能簡單地用“忠臣”“奸臣”來標簽化，而應該全麵、客觀地看待他們的功與過。
夕陽下，章惇紀念館裡的畫像靜靜矗立，畫像上的他目光堅定，仿佛在訴說著千年的委屈與不甘。曆史的塵埃終會落定，公道自在人心，像章惇這樣被誤讀的曆史人物，終將在歲月的長河中，得到應有的公正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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