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和帝以來，皇帝多幼年繼位，外戚與宦官輪流掌權，皇權早已淪為各方勢力博弈的工具，“天命”的神聖性早已蕩然無存。
李儒的廢立之謀，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既然舊的皇權秩序已經失去公信力，不如用最直接的暴力手段，將其徹底打碎，再以新的傀儡皇帝為核心，構建以董卓為絕對主導的權力體係。
這一謀略在短期內確實奏效：董卓通過廢立，成功震懾了洛陽百官，掌控了漢獻帝，成為東漢王朝實際的掌權者。
但從長遠來看，它也徹底點燃了天下諸侯的怒火。
袁紹、曹操、孫堅等地方豪強以“討伐董卓，匡扶漢室”為名，組成關東聯軍，兵鋒直指洛陽。
李儒的“短期高效”策略，為董卓集團埋下了覆滅的種子。
關東聯軍的崛起，讓董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聯軍雖內部矛盾重重，戰鬥力參差不齊，但兵力遠超董卓在洛陽的駐軍約五萬人），且占據“道義”優勢——“清君側，誅董卓”的口號得到了天下士民的響應。
如何應對這場危機？李儒再次為董卓獻上一策：放棄洛陽，遷都長安。
李儒提出遷都，並非一時衝動，而是基於對地理、軍事與政治形勢的綜合判斷：
長安是西漢故都，地處關中平原，四麵環山函穀關、武關、散關、蕭關），易守難攻，有“四塞之國”之稱，遠比洛陽地處中原，無險可守）更適合作為軍事據點。
關中是董卓的“主場”。董卓常年在隴西作戰，與關中士族、羌胡部落有密切聯係，遷都長安可以依托其根據地的資源與人脈，穩定後方。
洛陽距離關東聯軍過近，一旦聯軍突破虎牢關，洛陽將無險可守。遷都長安可以拉開與聯軍的距離，利用關隘險阻消耗敵軍，為董卓爭取喘息之機。
最重要的是，通過“焦土政策”摧毀洛陽，可以削弱關東聯軍的經濟基礎。洛陽作為東漢都城近二百年，是天下財富與人口的聚集地，將其焚毀，既能斷絕聯軍的補給來源，也能讓洛陽的百姓與財富“為我所用”遷至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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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策略的核心，是“以空間換時間”——通過放棄前沿陣地，收縮防線，將戰爭拖入對自己有利的地理環境中，再圖後舉。
從純軍事角度看，無疑是一步高棋。
然而，李儒的遷都策略，是以犧牲數百萬洛陽百姓為代價的。
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正式下令遷都，李儒負責具體執行，其手段之殘酷，令人發指：
強製遷徙：李儒命軍隊挨家挨戶驅趕洛陽百姓，“步兵、騎兵圍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裡內無複孑遺”《後漢書·董卓傳》）。數百萬百姓被迫離開家園，沿著洛陽至長安的道路向西遷徙，沿途缺衣少食，餓殍遍野。史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原本繁華的中原大地，淪為人間地獄。
焚燒都城：為了不讓洛陽成為聯軍的據點，李儒下令焚燒洛陽城。宮殿、宗廟、官府、民宅被付之一炬，“火三日不絕”，這座曆經數百年營建的帝都，瞬間化為一片焦土。東漢太學收藏的典籍、曆代積累的文物，也在這場大火中毀於一旦，造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場浩劫。
發掘陵墓：為了掠奪財富，李儒還指使軍隊發掘洛陽周邊的帝王陵墓與貴族墓葬，“悉發掘陵墓，取其金寶”《三國誌·董卓傳》）。漢武帝的茂陵、漢明帝的顯節陵等均未能幸免，墓中珍寶被洗劫一空，陵寢結構遭到嚴重破壞。
李儒的這些行為，徹底暴露了其“唯結果論”的冷酷本性——為了達成戰略目標，可以無視道德倫理，踐踏生命與文明。
他或許認為，在亂世中，“生存”與“勝利”是唯一的正義，其餘皆為虛妄。
但他沒有意識到，這種極端的暴虐，正在將董卓集團推向全天下的對立麵。
遷都長安後，董卓集團確實獲得了暫時的穩定。
關東聯軍因內部矛盾袁紹與袁術不和，曹操孤軍奮戰失利）而瓦解，關中地區憑借地理優勢，暫時隔絕了戰火。
董卓在長安自封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之上，出入用天子儀仗，權傾朝野。
李儒則繼續擔任核心謀士，輔佐董卓處理朝政，鎮壓反對者如侍中蔡邕因感歎董卓之死而被處死，背後便有李儒的推動）。
然而，表麵的穩定下暗流湧動。
一方麵，長安地區的百姓因遷都帶來的掠奪與壓迫，對董卓集團怨聲載道；另一方麵，朝廷內部的官員如司徒王允）雖被迫屈服，卻在暗中積蓄力量，等待反擊的時機。
更致命的是，董卓的殘暴與多疑日益加劇，甚至因小事而誅殺親信，導致集團內部人心惶惶。
李儒雖多次勸諫董卓“收斂鋒芒，籠絡人心”，卻被董卓斥為“書生之見”。
君臣之間的裂痕，悄然擴大。
在董卓集團內部，最致命的矛盾莫過於董卓與呂布的關係。
呂布是並州軍的核心將領，武藝高強，被譽為“飛將”，但性格反複無常，唯利是圖。
董卓入京後，用重金與赤兔馬收買呂布，使其殺死原主公丁原，歸順自己，並收呂布為“義子”，視為心腹。
然而，這對“父子”的關係，卻因一個女人——貂蟬正史中為董卓侍婢，《三國演義》演繹為貂蟬）——而徹底破裂。
據《後漢書·呂布傳》記載：“卓常使布守中合，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
呂布與董卓的侍婢私通，擔心被發現，內心惶恐不安。
此時，司徒王允趁機拉攏呂布，勸其誅殺董卓，“匡扶漢室”。
呂布起初猶豫：“奈如父子何？”
王允反問：“君子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
呂布最終被說動，決定反戈一擊。
在這一過程中，李儒曾試圖挽回局麵。
他敏銳地察覺到呂布的動搖，向董卓進言：“布，國之猛將，若與明公離心，必為大患。今聞布與侍婢有私，明公不妨順水推舟，將侍婢賜與呂布，以安其心。昔楚莊王絕纓之會，不究調戲愛姬者，終得死力相報。明公若能如此，布必感恩戴德，誓死效忠。”
這一建議，體現了李儒務實的政治智慧——他深知呂布的軍事價值，也明白“女人與江山”孰輕孰重，試圖用最小的代價化解矛盾。
然而，董卓的剛愎自用與占有欲，讓李儒的努力付諸東流。
董卓不僅拒絕了李儒的建議，反而怒斥呂布“欺父罔上”，甚至擲出手戟欲殺呂布“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
這一舉動徹底寒了呂布的心，使其下定決心與王允聯手。
公元192年四月，漢獻帝在未央宮召見董卓，呂布以“護衛”為名，在宮門前設下埋伏。
董卓入宮時，呂布突然發難，大喊：“有詔討賊臣！”
隨即率親信將董卓斬殺。
這位不可一世的權臣，最終死於自己最信任的“義子”之手。
而李儒，作為董卓集團的核心成員，此刻卻因“病中”未能隨董卓入宮《後漢書·董卓傳》注引《獻帝紀》），僥幸躲過一劫。
李儒調和呂布與董卓的失敗，並非其謀略不足，而是受製於董卓的性格缺陷。
他能看透人心，卻無法改變人性；能製定策略，卻無法讓主公執行。
這正是所有“權臣謀士”的宿命——他們的智慧，終究要依附於主公的格局。
當主公陷入偏執與瘋狂時，再高明的謀略也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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