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暗中製造皇帝專用的乘輿、禦物，按皇宮規格擴建府邸，其綿竹府邸“廊宇數百間，皆以錦繡為飾，器用悉仿乘輿”，奢華堪比皇宮。
還在益州推行“分封製度”，封侄子劉瑁為陽武亭侯掌軍，封親信吳懿為都亭侯任犍為太守掌南部軍政，舉措遠超州牧權限，屬“僭越”行為。
此舉引發部分官員、豪強不滿，曾支持他入蜀的賈龍多次勸諫“謹守臣節”，卻被劉焉視為“阻礙大業”，遭暗中算計。
初平三年192年），賈龍聯合任岐此前被打壓後重新啟用）起兵反叛，率數萬軍隊攻綿竹。
劉焉早有準備，派劉瑁、吳懿率軍抵禦，同時借五鬥米道影響力號召百姓“討逆”，承諾“平叛者免三年賦稅”。
百姓紛紛加入平叛隊伍，賈龍軍隊“眾叛親離”，最終兵敗被殺，家族被滅。平定叛亂後，劉焉在益州統治達頂峰，自認稱帝時機成熟，卻未料命運即將給予沉重一擊。
劉焉有四子：長子劉範、次子劉誕、三子劉瑁、幼子劉璋。劉範、劉誕、劉璋早年隨漢獻帝留長安董卓之亂後獻帝遷長安），僅劉瑁隨其入益州。劉焉割據後，雖與朝廷斷聯，卻借兒子們在長安活動積累政治資本，伺機讓他們“擁戴”自己稱帝。
興平元年194年），長安大亂。董卓死後，其部將李傕、郭汜控製獻帝，二人火並致長安混亂。
征西將軍馬騰馬超之父）因與李傕有隙，率軍駐郿縣今陝西眉縣）討李傕。
劉焉認為是“推翻李傕、掌控朝廷”的良機，暗中聯絡馬騰，讓劉範、劉誕在長安做內應。
然而計劃泄露，李傕突襲馬騰軍營，馬騰兵敗逃往涼州。
隨後，李傕以“通敵叛國”罪名處死劉範、劉誕。
消息傳至益州，劉焉悲痛欲絕，尤其是長子劉範，本是他心中“繼承大業”首選，兩子慘死讓他精神受重創，身體一蹶不振。
幼子劉璋也處境危險，李傕本想處死他，因大臣勸諫劉璋年僅十幾歲未參與叛亂）才免於一死，被軟禁長安。
劉焉多次派人營救無果，後李傕為拉攏劉焉其在益州勢力強大），才放劉璋回益州。
劉璋歸來雖給劉焉一絲安慰，但兩子慘死的傷口已無法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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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平元年194年），劉焉為兒子們慘死悲痛時，大火席卷治所綿竹。
火勢猛烈，燒毀其府邸及多年製造的“僭越之物”，“焉所造車乘蕩儘，延及民宅，死者數千人”，綿竹幾乎成廢墟。
古代“天火焚城”被視為“上天示警”，認為是統治者“失德”所致。
本就心神不寧的劉焉，認定大火是上天對其“僭越稱帝”的懲罰，“帝王夢”或“違背天命”，精神狀態愈發糟糕，常閉門不出，沉浸在悲痛與恐懼中。
無奈之下，他將治所遷到城防堅固、人口眾多的成都，卻一病不起，無力處理政務。
興平元年194年）年底，劉焉在成都病逝，享年約60歲，帶著未儘的“帝王野心”遺憾離世。
他的病逝給益州統治帶來危機，生前未解決“繼承人”問題。
四子中，劉範、劉誕已死，劉瑁有才乾但身體孱弱、缺乏威望，劉璋性格溫和懦弱，無治理亂世的能力與手腕。
劉焉死後，益州官員圍繞“繼承人”分歧嚴重：趙韙、龐羲等認為劉璋“仁厚”易控製，主張立其為益州牧；李嚴、吳懿等認為劉瑁“有父風”，適合繼承事業。
最終，趙韙等人拉攏本地豪強掌控局勢，強行擁立劉璋。
劉璋繼位後，雖試圖延續劉焉策略，卻因懦弱缺乏決斷力，無法掌控局勢。
建安五年200年），趙韙發動叛亂攻成都，劉璋雖平定叛亂，卻使益州實力大損。
此後益州局勢混亂，豪強叛亂、少數民族襲擾不斷。
建安十六年211年），劉璋因懼怕漢中張魯進攻，邀劉備入益州，卻“引狼入室”。
建安十九年214年），劉備擊敗劉璋奪取益州，建立蜀漢政權，劉焉苦心經營的“益州基業”最終易主。
傳統曆史敘事中，劉焉常被視為“東漢亂臣賊子”。
其“廢史立牧”政策雖短期穩定部分地區，卻導致州牧擁兵割據，加速東漢滅亡。
《三國誌》稱他“陰圖異計”“誌不小”，《後漢書》指責他“謀自安，欲避世難”，均認為他為個人野心犧牲王朝統治，是亂世加劇的“罪魁禍首”。
但從“亂世生存”角度看，劉焉行為有其“合理性”。
東漢注定崩塌，他作為有野心、有能力的政治家，通過“割據地方”保全家族、謀求抱負，在亂世並非個例。
與無所作為最終身死族滅的宗室子弟相比，他展現出超常洞察力與決斷力。
其在益州推行的惠民政策，讓百姓獲短暫安寧，這一點值得肯定。
因此，劉焉曆史形象極具“爭議性”：既是加速東漢滅亡的“亂臣”，也是亂世謀生存的“智者”；既是野心勃勃的“僭越者”，也是給益州帶來安定的“統治者”。
這種複雜性，正是東漢末年亂世人性與政治的真實寫照。
劉焉“廢史立牧”政策對東漢末年及三國時代政治格局影響深遠：一是徹底變革地方行政體製，將“郡縣製”變為“州—郡—縣”三級體製，打破“中央集權”地方治理模式，為地方割據提供製度基礎；二是促成軍閥割據局麵，各地州牧擁兵自重，袁紹、曹操、劉表、袁術等成為割據軍閥，相互攻伐，加速東漢滅亡；三是間接推動三國鼎立，州牧割據讓曹操統一北方、劉備建蜀漢、孫權建東吳成為可能，堪稱三國時代的“催化劑”。
劉焉在益州六年188年—194年）的統治，為蜀漢政權奠定基礎：政治上，打壓豪強、整頓吏治，結束益州“豪強割據”，建立統一地方政權，劉備奪取益州後能迅速立足，得益於他留下的政治體係；經濟上，減免賦稅、安置流民、發展農業，使益州成為東漢末年少數“糧食充足、百姓富足”的地區，為蜀漢軍事行動如諸葛亮北伐）提供經濟支持；軍事上，組建由流民、五鬥米道信徒構成的軍隊，控製漢中建立北部防線，這支軍隊後來成為蜀漢軍隊重要組成部分，漢中防線在諸葛亮北伐時發揮重要作用。
劉焉雖未實現“帝王夢”，卻成為蜀漢政權的“奠基人”之一，隻是這一“功績”常被曆史忽視。
劉焉的一生，是東漢末年亂世的縮影。他不甘淪為閒散宗室，在王朝崩塌前率先“割據地方”；野心勃勃欲建“帝王基業”，卻最終身敗名裂；舉措影響時代走向，卻因未成就“霸業”被曆史忽視。
在三國英雄譜係中，劉焉算不上“頂尖梟雄”，卻是“亂世先行者”。
他比曹操、劉備更早認清東漢衰敗本質，更早構建勢力範圍，更早嘗試打破舊秩序。
其失敗，有個人性格缺陷迷信“天命”、晚年決策失誤），也有時代限製宗室身份束縛、豪強反抗），但他的嘗試為後世梟雄提供了經驗教訓。
回望劉焉一生，看到的不僅是野心家的沉浮，更是時代的滄桑巨變。
在禮崩樂壞的亂世，個人野心或能推動曆史，但成就偉業需兼顧能力、謀略、對時代趨勢的把握及對民心的敬畏。
劉焉作為東漢宗室割據“開創者”、“廢史立牧”政策提出者，其曆史地位與影響，值得被重新認識與銘記。
他的一生，是未竟的英雄史詩，也是映照亂世人性與政治的鏡子，讓千年後的我們仍能感受那個時代的風雲激蕩與命運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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