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十三行的碼頭上，英國商船“利物浦號”的大班史密斯盯著海關出具的《貨物估值單》，震驚於“蒸汽零件按‘技術權重’征稅”的新規：“貴國為何對齒輪課稅三成，對棉布僅征五分？”粵海關監督李煌指著牆上的《中外技術貿易圖》：“此乃皇上親定——凡我朝尚無之技術器物，稅重；已有之民生貨物，稅輕。”
養心殿內，嘉慶用算珠在《海國圖誌·西洋技藝表》上推演：“英吉利蒸汽織機日產布千匹，我朝鬆江布莊僅百匹——若不嚴征技術稅，何以護持江南織局？”他特意設立“技術關稅司”，將進口貨物分為“天工類”技術器物）、“民生類”日用商品），稅率按《考工記》“奇技淫巧”與“民生日用”的古訓浮動。
在新疆伊犁，“屯田蒸汽磨坊”正將番薯加工成澱粉，驅動磨盤的蒸汽機上刻著滿漢蒙維四體字：“器雖西來，用在安民。”當地伯克看著《磨坊數據日報表》：“日磨番薯萬斤，夠三千人裹腹——此等器物，勝過往日十萬石糧。”嘉慶借屯田將蒸汽技術植入邊疆，同時規定：“維族工匠可著傳統服飾操作，唯需按數據房格式記錄工時。”
澳門的“中西技術交易所”內，中國瓷器與西方鐘表的交換比例，正通過算珠與算盤達成平衡。葡萄牙商人驚喜地發現，用蒸汽機圖紙可兌換三倍於黃金的瓷器配額，而英國商人試圖購買江南紡織機圖紙時，得到的回複是：“需以曼徹斯特棉紡數據手冊相換——數據對等，方得交易。”
當史密斯將《中國技術關稅章程》寄回倫敦，英國議會掀起激烈辯論。而在紫禁城，嘉慶正在校勘《東西貿易數據總賬》，發現“技術類進口增長300，鴉片進口下降60”的曲線，滿意地批注：“以數據為盾，以技術為矛，西人欲用工業品叩關，我便用數據鏈鎖關——此乃孫子‘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之道。”
蒙古草原的“蒸汽驛站”開始運行，明輪驅動的雪橇在雪原上畫出黑色軌跡，驛站牆壁上的《蒙漢技術對照表》顯示：“蒸汽雪橇日行數百裡，較傳統駝隊快五倍，唯需定期檢修汽缸——此等數據，需蒙漢工匠共習。”嘉慶特意保留蒙古“烏拉”驛站製度，卻用蒸汽技術改造其效率，讓“舊製”與“新器”在數據管理中無縫銜接。
是年冬至，第一份《中國工業數據年報》呈覽：全國蒸汽工坊達三百處，工匠十萬眾，番薯玉米種植占耕地三成。嘉慶望著“技術關稅占比”“工匠識字率”等新增指標，忽然想起前世學過的“李斯特保護幼稚工業論”——原來兩百年前的清代，正通過數據化的關稅政策、技術引進與本土保護，走出一條屬於東方帝國的工業化道路。
當西方列強還在揣測“中國皇帝為何癡迷於算珠與蒸汽的結合”時，嘉慶已經在《禦製數據治世論》中寫下：“器可變，製可參，唯數據之理不可變——西人有蒸汽機，我有算珠賬；西人有工廠製，我有數據房。以數為綱，以變為常，此乃大清應對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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