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七年秋分，通州官倉的曬糧場上，張恪用聖祖朝銅尺丈量新收漕糧的囤席直徑，量鬥在旁堆疊成塔——按“囤徑一丈，深五尺，容米五十石”的舊製，眼前標著“儲糧百石”的糧囤經量鬥實測，實際僅存七十石。他望著倉牆上“顆粒歸倉”的禦筆匾額，匾額下新貼的《倉場量鬥核量榜》被秋風掀起一角，露出“實儲七成，虛報三成”的紅筆批注。
工部值房內，張恪將實測數據整理成《倉場虧空密折》，通過綿誌的戶部渠道呈遞禦前。折內附《量鬥算籌核量圖》，以三維圖示展現糧囤容積與實儲差異，並用算籌列陣標注虧空算式：“囤徑一丈，深五尺，容積五百立方尺，每立方尺容米一鬥，應儲五百石，實量得三百五十石，虧空三成。”李順則在《倉場則例》中夾注聖祖朝“量鬥不實，罪同盜糧”的舊製，隨折附送。
漕幫“豐裕號”商船抵達碼頭，船工老吳將《漕糧容積日誌》封裝入匣，以“行業公器”名義呈送工部。日誌中記錄著三年來每船漕糧的量鬥數據，經算籌核計後形成《漕糧實重申報對比表》，某船“三年累計虛報二千石”的標注刺痛眼簾。鹽丁王九叔作為行業代表，在工部大堂當眾演示青銅量鬥的校準流程，證明載錫的竹籌鬥“每鬥缺三升”的舞弊事實。
肅親王府內，載錫對著《通州倉場黃冊》冷笑，竹籌在“儲糧十萬石”的條目上畫圈：“將綿誌呈折扣押七日，”他命人在黃冊“文書延遲”欄加蓋“天象示警”印章，“再以‘秋獮大典’為由，請皇上暫緩核倉。”跟班呈上載齡的密信，信中“竹籌勘合”的蠟印下，藏著用黃冊編號加密的對策：“丙字五號冊，扣押七日=虛增千石，拖延至十年。”
子夜，道光帝在乾清宮審閱張恪的《虧空密折》，燭火映照著圖中“實儲七成”的紅圈，與案頭《宗室秋祿奏請》的“耗銀激增五成”形成刺目對比。他摩挲著嘉慶朝朱批筆，欲批“著即核辦”，卻又翻開《聖祖仁皇帝訓政錄》，見“宗室者，國之乾也”的朱批，筆鋒一轉改為：“著戶部會同宗人府再議，務求實據，勿枉勿縱。”
卯時，通州倉場接到上諭：“暫用銅尺量鬥核倉，宗室監工不得乾預”——這是道光帝在綿誌“技術複核”與載錫“祖製維穩”之間的折中方案。張恪雖得以設立“臨時核量所”，卻被要求“每核一囤，需附宗室監工簽押”。載齡作為監工代表，在《倉儲清冊》上隨意簽注“情況屬實”，卻在私下命人將“實儲七成”改為“實儲八成”，用墨筆塗抹算籌核計的紅色批注。
時光在文書往來與禮儀典製中悄然流逝：道光七年冬至，載錫以“冬至大祭，不宜動土”為由，暫停倉場核量，已核數據被封存入庫；道光八年春，張恪借“春祭農器”之機，向道光帝進獻刻有“量入為出”的青銅量鬥，帝命“陳列懋勤殿，以為儆戒”，卻未批準全國推廣；道光九年夏，洪澤湖再次決口，綿誌以“倉糧虛儲致賑災不力”彈劾載齡，道光帝命“革職留任，戴罪核倉”，卻在載錫“宗室不可輕動”的勸諫下，改為“罰俸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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