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中，瑞典通過雇傭軍和強征外國士兵，巔峰時期總兵力達15萬，人口占比接近驚人的17，遠超本土人口承受能力。
其維持龐大軍隊的方式主要有三種。
一是“以戰養戰”，依賴德意誌占領區的資源，如掠奪、征稅。
二是軍事改革，推行義務兵役製，每10戶抽1丁，但實際依賴雇傭兵。
三是銅礦經濟，瑞典銅出口占歐洲市場23，財政收入的60用於戰爭。
然而與永明鎮和瑞典相比，後金在軍隊占人口比例上才是一個真正的怪胎。
1615年，後金人口約35萬，但軍隊已達6萬，占比約17。
1619年薩爾滸之戰時，後金動員了810萬軍隊，包括蒙古盟友，而當時總人口可能僅50萬左右，軍隊占比高達1620。
相比之下，同時期的歐洲國家，如法國、西班牙的軍隊占比通常僅15。
這與其全民皆兵的軍事製度是分不開的。
後金實行“十丁抽一”甚至“三丁抽一”的征兵製度，幾乎所有成年男性都可能被征召。
朝鮮史料記載，後金“從十歲小兒，到七十老翁，無不從軍”。
其賴以維持龐大軍費開支的，是一種農業與掠奪結合的經濟模式。
後金早期依賴漁獵和掠奪，但很快轉向農耕，尤其是征服遼東後，大量漢人被迫耕種，糧食產量大幅提升。
通過“計丁授田”政策，後金將土地分配給士兵和歸附人口，確保穩定的兵源和糧餉。
後金軍每次出征都以“搶西邊”為目標，掠奪人口、牲畜、金銀以維持戰爭。
例如，1629年的“己巳之變”，後金軍劫掠河北，俘獲人畜46萬，極大緩解了經濟壓力。
八旗的戰鬥力與其在動員和決策上的高效是分不開的。
八旗製度將軍事、行政、生產融為一體，士兵平時務農，戰時出征，極大提高了動員效率。
相比明朝的衛所製，兵農分離，戰鬥力低下，八旗軍更具凝聚力和戰鬥力。
後金的“議政王大臣會議”使軍事決策極為迅速，如薩爾滸之戰“憑爾幾路來，我隻一路去”的戰術，三天內就製定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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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明朝的朝廷決策往往因黨爭拖延數月。
對比其他怪胎國家，如歐洲的瑞典和普魯士，後金也是極其特殊的。
瑞典在三十年戰爭期間依賴雇傭軍和掠奪維持龐大軍隊，但終因財政崩潰而衰落。
普魯士18世紀軍隊占比高達47，但依賴嚴格征兵和重稅維持，社會負擔極重。
後金卻能通過八旗製度、掠奪經濟和高效決策，長期維持高比例軍隊而不崩潰。
後金以極小的人口基數維持了一支規模龐大的軍隊，並通過八旗製度、掠奪經濟、農耕補充、快速決策等獨特方式，克服了經濟和人口限製，最終擊敗明朝。
這種模式在17世紀的全球範圍內極為罕見，堪稱是一個軍事政治上的“怪胎”。
實際上，以永明鎮目前六萬的人口規模，李國助理想中的軍隊數量是一萬，占比接近人口的17。
換句話說，就是在軍隊規模上，他在向後金看齊。
但在維持龐大軍隊開支方麵，他卻有自己的一套，並不打算模仿後金。
他參考的其實是歐洲的威尼斯城邦和三十年之後的明鄭政權。
這兩個政權有三個共同點。
一是小國大軍事，均以極小人口維持超比例軍隊。
二是商業支撐，依賴貿易而非傳統農業經濟。
三是海洋霸權，海軍為核心，控製關鍵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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