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萬物，過猶不及。雨水一旦多了，道路泥濘，春寒猶在，踏不了春，賞不了景，滴滴答答欲去還留的，鬨不鬨人，紮不紮心？什麼“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什麼“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什麼“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什麼“雨裡雞鳴一兩家，竹溪村路板橋斜”……都是騙人的。
“瓊節草堂”敘談後，蘇軾這些天都未返鳳凰山。
王棣倒是隨著蘇太守冒雨去城裡走了幾遭，逛了逛與金陵城一般規模的坊市，蓋因雨天，並不如何繁榮喧鬨；至於西湖，完全沒有後世的瑰美清麗，湖麵臨岸處一大片枯敗的蓮葉飄忽不定，雨水不絕墜落，湖底的淤泥泛升導致湖水渾濁不堪……難怪太守大人急於治湖，這景象，實在是不堪入目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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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親眼所見，蘇軾的勤於政務讓王棣很是佩服。偌大名聲的大文豪是真心實意想為國為民做些事情呀，縱然算不得能官乾吏，但也確是肯擔當的，總比一乾屍位素餐的空談官僚要強上許多。
當然，因為雨水過於充沛，西湖水幾已泛濫成災，眼下是不適合談清淤治湖的，隻是將各項條陳一一列舉，儘量做到事無巨細，真要開啟工程當可事半功倍。
而當務之急卻是“抗洪”。
江南被譽為“魚米之鄉”，乃為天下糧倉。不美之處在於，江浙臨海，年年都有颶風光臨，少則數次，多則廿餘次。狂風起，暴雨降，河湖泛濫，洪澇成災，但多在夏秋二季，春日裡是不常見的。
但元佑五年清明後江南的這場降雨委實詭異，時急時緩，忽大忽小，連續十餘日不肯停歇。
事出無常必有妖，就如去歲的久旱成災，這場豪雨亦非好征兆。
首當其衝的是春耕。江南的田地極為肥沃，一年兩季水稻一季小麥油菜），清明節後正是頭稻栽種秧苗的時節，可田地裡水滿為患，排也沒處排，綠油油的秧苗讓水浸泡著，再繼續下去，怕是要黴爛了。問題是，縱算將秧苗抓緊分栽開來，也是會因這無處排放的水給禍害的無法成活。更何況，連稻田都還未耕耘呢。
如此下去，錯過春耕播種，可以預見的是，稻穀收成至少是減了一半，且莫說賦稅是否減免，不湧現大規模災民便阿彌陀佛了。義倉、常平倉得做好應對之策，未雨綢繆吧。
而常平倉又向來是爛賬、糊塗賬的“集中營”，蛀蟲一大批，還真難以清算乾淨……
兜兜轉轉又回到治湖這條路上，若是河道暢通、水流無阻，也不至於一到雨季便滿城儘成澤國吧？
這些都是蘇太守頭痛的事情，王棣縱有意相幫亦是有心無力，長治久安，不治難安，一座城乃至一個國家，最要緊的是在其位謀其政，就算是為了政績，也該儘些心力做些好事吧。杭州的漕運不暢並非一朝一夕所致，再來治理又怎能立竿見影、一蹴而就的？
蘇軾認定王棣日後是可大用之才，正好領著他見識見識為官處政之道，除機密緊要的政務外鮮有避諱隱匿，這便算是傾力提攜培養後輩了。
對於蘇軾的厚愛垂青，王棣自是心懷感激。需知蘇軾及李格非都是舊黨中堅，能對新黨黨魁王安石的孫子如此抬愛，著實是摒棄了門戶之見、一心要為國家舉薦人才。這方是真正的大公無私，值得敬重。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王棣想了想，還是沒忍住，杭州城有大隱患呐，若出了差池，作為主官的蘇軾是難逃其責的，有些事做在前麵總是好的，防患於未然嘛。
於是，他說了“社倉”之事。
社倉，即用於備荒、救濟之糧倉。多設於鄉社。與義倉既相似又有彆。隋代長孫平倡設義倉時即立倉於鄉社，並由社司管理的義倉就是後代的社倉。時社倉、義倉無彆。唐貞觀二年，戴胄奏請仿隋製，並正式以“社倉”命名，但實際上大多設於郡、縣。至本朝已名存實亡。
王棣提出設“社倉法”，具體為：準富民能捐穀五石者，免本身一年雜項差徭。有多捐一倍、二倍者，照數按年遞免。超過四十石者，分彆由州縣獎給匾額，捐至二百五十石者，谘吏部給予“義民”頂戴，照未入流冠帶榮身。凡給匾額之民家，永免差役。倉米於春季支借，秋成還倉。遇災荒則賑恤本地貧民。設正、副社長司其出納，地方吏胥不得乾預，但地方官有權稽查、監督。
他提的是後世清康熙年間的“社倉法”，不同於宋、明，乃是以獎勵的方式鼓勵富民捐糧，有“無本買賣”之嫌。然，這等獎勵卻正是平民最為眼熱的，有錢人要麵子呐。
他的這番建言讓蘇軾頓時眼前一亮，太有可操作性了，都曉得“常平倉”、“義倉”的貓膩，這改良版“社倉”卻是最大限度地趨避了可能存有的弊端，算是官方鼓勵的民間行為，但官府卻是有“最終解釋權”的，此策大善也。
老蘇同誌是個雷厲風行之人，當即令高俅等一乾幕僚儘快列出條陳，時不我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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