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棣是認定了摩尼教實為“邪教”的。
僅杭州的副教徒便有十萬之眾，一成之多了，可見其的擴展速度之快。可以預見的是，一旦方十三之流舉旗號令，定是從者如雲。
蘇軾非食古不化的迂腐之人，自能覺察其中利害關節，雖然無足夠證據指證摩尼教之禍，但也可趁機整治一番。
不過，此事可適當延後，當務之急是災後重建事宜。
此次澇災損失慘重，農作物受損率逾七成，頭季稻已錯過播種栽培，得上奏狀減免賦收，且得著手調糧以免糧價上揚。
這還是後續手尾，當前之重是災民的處置事宜。
去歲甫知杭州，便遇瘟病橫行，麵對病疫和不良藥商的黑心作為，蘇軾十分清醒，他知道，杭州為“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經過慎重考慮，他認為如果能創辦一家政府醫院，情況或許會較好掌控。可是開設醫院需要大量資金，怎麼辦？他同屬下商量後，決定采取募捐的辦法。蘇軾首先從府庫裡拿出兩千貫平時省下的辦公經費作為基金，同時號召城裡的有錢人捐款。可是還有缺口。他回家後，把情況同夫人一說，夫人認為人命關天，百姓的安危是大事，她應大力支持，於是帶頭賣掉陪嫁的首飾參加募捐；他又拿出自己的積蓄五十兩黃金交了上去。
在他們夫婦的帶動下，參加募捐的人越來越多。
經過眾籌，總算把資金募集起來了。於是，蘇軾招聘了部分醫護人員，在杭州眾安橋旁邊找到了一處官家的院子，辦起了一所名叫“安樂坊”的病坊。
醫院建起後，蘇軾立即派官員和醫生分赴各社區救治病人，同時免費發放食品、藥品。作饘粥，藥餌，遣吏挾醫，分方治病，活者甚眾。
另外，在眾安橋和江岸，蘇軾又各開一藥局救治百姓，叫“惠民藥局”。
他還對那些無良的庸醫、藥商進行大力整治。對於那些趁著疫情奇貨可居，哄抬藥價，不顧百姓生死，大發瘟疫財的不法商人。必須焚燒結局，交出非法所得，並且捐款，才能得到藥方，否則隻能等死。
算是前事之功，“安樂坊”及“惠民藥局”在這時可派大用場，日後亦當發揚壯大。
另一樁事就較麻煩，那便是災民安置。此次澇災共毀本州城鄉店鋪、民舍三千餘所，百姓流離失所者逾萬。如何安頓無家可歸的災民，關係民生大計，其中更存在禍亂隱患。
此事猶如一枚刺紮在心口，令蘇軾寢食難安。
王棣大抵知曉老蘇心頭所憂，記得後世那次大地震後，毀壞民房無數，乃是舉全國之力共助震區重建，采用的各省包乾包建製，似乎可以借鑒一二。當然，因國情、體製不同，也不可能生搬硬套，可酌情變化。
當下，他提了提借力共助重建，具體實施就看蘇大學士如何拍板定奪了。
蘇軾聽罷，眼睛亮了幾分，沉吟著道：“此策……倒是可為，得謀劃周全，且先奏請朝延準許……”
心下作了謀斷，輕鬆了幾分，大學士微笑著說：“王小友，某嘗言汝善經濟之道，文叔、文恭二人皆是不信。嗬嗬，今日可知某之目光如炬否？”
李格非與高俅自是點頭稱是，尤其是高二，將捧哏的角色詮釋的相當到位。
在王棣看來，太守大人似乎更看重高二多些。這也正常，哪個當官的都喜歡能乾又能說的下屬。
至於李格非，顯然更文人氣一些，稍顯不知變通，這當口又提了另一件事：“先生，府衙修葺一事不可再拖了，正好一並翻建一二。”
他這提議倒非說是不對，但卻有些不合時宜。熙寧四年，大學士蘇軾宦遊到杭州擔任通判。甫到衙署，隻見那幾間屋屋不僅破爛不堪，還歪歪斜斜的，一副大風吹來就要坍塌的模樣，感到十分鬱悶。
杭州以前是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的都城，修建的衙署用房都是用的十分珍貴的巨木。但由於宋代百多年來，官府無力維護，就變成這模樣了。蘇軾曉得朝廷的政策，盯得到“遭頭”，不會去乾擅自修房的蠢事，進衙署辦公小心些就是了。三年任期乾滿後，道聲“拜拜”也就告辭了。
殊不知十幾年後，蘇軾又重返杭州當知府。來到府署一瞧，“桃花依舊笑春風”喲！同僚們說，下雨就隻能像農民們一樣窩在家裡“軋雨班”，誰敢待在那屋裡，垮了咋辦？這種倒黴事啊，真格兒是人人都說不得，沒過幾天衙署裡就倒塌了一間房屋，壓傷衙門兩名書吏。此次澇災，衙署的鼓角樓轟然倒塌，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
如此一來，府衙一眾屬官上衙當差也都戰戰兢兢，唯恐哪日中了頭彩。
蘇太守在給朝廷的奏章中，述說了維修衙署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緊迫性，提出了維修計劃，共有二十七處需大修，需要錢四萬餘貫。請求朝廷批準頒發度牒二百道，頒發度牒所收的辦理費用來解決維修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