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豐聽完光標師兄講述劉英一家的故事，時而感慨，時而憤怒，時而沉默。聽到最後是夫妻倆官複原職，一家團聚。懸在心口的一塊石頭落地，他長舒一口氣地說：“劉英夫婦命大福大造化大，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光標師兄卻說：“還不是回到鄉下，才躲過了一劫。自古以來，偏遠鄉村都是避亂之地。”少豐點點頭表示認同，隨即拿起另一份檔案：“可是，邵明珍一家就沒有這麼幸運了。”“是婦女團那個邵明珍嗎？在邊區組織部工作過，後來任西都省的廳長。”光標師兄問。少豐翻開檔案，指著裡麵的內容說：“十多年前的往事不堪回首……
那年的春天來得特彆晚。西都省城的梧桐樹上剛剛冒出嫩芽，就被一場突如其來的倒春寒打得七零八落。邵明珍站在省委大院的家門口，望著灰蒙蒙的天空，手指緊緊攥著那份剛送到的文件。紙上的字跡在她眼前跳動：“劉昊然需立即前往省委招待所接受革命群眾質詢...”“媽，爸什麼時候能回來？”小女兒劉梅從屋裡跑出來，拽了拽她的衣角。十一歲的女孩眼睛又大又亮，像極了年輕時的少明珍。少明珍迅速將文件折好塞進口袋，勉強擠出一個笑容：“很快，爸爸隻是去開個會。”她沒說謊，劉昊然確實是去開會了，但絕不是什麼普通會議。自從五一六通知下來後，整個西都省就逐漸混亂了起來。作為省委書記的劉昊然首當其衝，大字報貼滿了省委大院的外牆，一條比一條措辭激烈。“邵廳長，車準備好了。”司機老趙站在不遠處，聲音壓得很低。這位給劉家開了十年車的老兵，最近也變得小心翼翼。邵明珍點點頭，轉身進屋拿了一件外套。經過客廳時，她看到大兒子劉衛東正坐在收音機旁，全神貫注地聽著什麼。十七歲的青年麵容冷峻，最近越來越沉默寡言。“衛東，照顧好弟弟妹妹。”邵明珍吩咐道。劉衛東抬起頭，眼神複雜地看了母親一眼，什麼也沒說。
省委招待所門口擠滿了人，紅旗招展，口號震天。邵明珍一下車就被這陣勢驚住了——她原以為隻是一次內部審查，沒想到竟是公開批鬥。“打倒走資派劉昊然！”人群高喊著，聲浪一波接一波。邵明珍的心沉到了穀底。她看到丈夫被兩個戴紅袖套的押著站在臨時搭建的主席台上，頭上戴著紙糊的高帽子，胸前掛著“西都土皇帝”的牌子。才幾天不見，劉昊然仿佛老了十歲，鬢角全白了，臉上的皺紋深如刀刻。“劉昊然！交代你的叛黨罪行！”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在台上厲聲喝道。劉昊然抬起頭，目光掃過台下的人群，在看到邵明珍時微微一頓，隨即又垂下眼簾：“我沒有什麼可交代的。我十六歲參加革命，二十歲入黨，三十多年來對黨忠心耿耿...”“狡辯！”台下爆發出一陣怒吼，幾個年輕人衝上台，對著劉昊然就是一陣拳打腳踢。邵明珍渾身發抖，指甲深深掐進掌心。她想衝上去，卻被老趙死死拉住：“邵廳長，不能啊！您要是上去，隻會更糟...”批鬥持續了整整一天。傍晚時分，人群才漸漸散去。邵明珍終於獲準接近丈夫——劉昊然被關在招待所的一個小房間裡，門外有人把守。
“你怎麼來了？”劉昊然坐在床邊，聲音嘶啞。他的嘴角有血跡，左眼腫得幾乎睜不開。邵明珍強忍淚水，拿出帶來的乾淨衣服和食物：“孩子們都很擔心你。”劉昊然苦笑了一下：“衛東呢？他沒來？”邵明珍搖搖頭。大兒子最近越來越反常，經常半夜才回家，有時身上還帶著酒氣。前天晚上，她甚至看到衛東和一群紅袖套在一起...“他長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劉昊然歎了口氣，“明珍，如果我...出了什麼事，你一定要保護好孩子們。”“彆胡說！“邵明珍猛地打斷他，“這隻是暫時的群眾運動，很快就會過去的。你是老革命，組織上了解你...”劉昊然搖搖頭，眼神疲憊而清醒：“這次不一樣。京城的老首長們一個個都倒了，我們這些地方乾部...”他沒再說下去。
離開時，邵明珍塞給看守的兩包好煙，懇求他們照顧一下劉昊然。兩個年輕人接過煙，表情冷漠：“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少來這一套。”接下來的六天，邵明珍如同行走在噩夢中。劉昊然被連續批鬥，罪名一天比一天重——從走資派升級為“叛徒”、“特務”，最後竟成了西都地區最大的反革命分子。第七天晚上，邵明珍接到一個匿名電話：“劉書記被帶到錦江賓館去了，九樓...”她立刻叫上老趙驅車前往。錦江賓館是省城最高級的接待場所，平日裡戒備森嚴，今夜卻異常安靜。邵明珍的心跳得厲害，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著她。“邵廳長，您彆上去了，我去看看。”老趙拉住她。邵明珍搖搖頭，執意要上去。電梯停了，他們爬樓梯上到九樓。走廊儘頭的一個房間門虛掩著，裡麵傳出嘈雜的人聲。邵明珍剛走到門口，就聽到一聲厲喝：“劉昊然，這是你最後的機會！簽字承認你的罪行！”“我沒什麼可承認的。”是劉昊然虛弱但堅定的聲音。“那你就去死吧！”緊接著是一陣混亂的聲響，重物落地的悶響，然後是玻璃破碎的聲音。邵明珍渾身血液都凝固了，她衝進房間，正好看到窗外一個身影急速墜落...“昊然！”她撕心裂肺地喊了一聲，衝向窗口，卻被幾個人攔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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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裡站著五六個年輕人，其中一個戴眼鏡的冷冷地說：“劉昊然畏罪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邵明珍癱坐在地上，眼前一片模糊。她看到窗台上有掙紮的痕跡，看到地板上散落的文件——其中一份是劉昊然三十年前在延安寫的入黨申請書，字跡已經泛黃...“你們...殺了他...”邵明珍的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眼鏡青年居高臨下地看著她：“邵明珍，你也要端正態度。明天開始，你要去五七乾校接受改造。你們的子女，統統要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邵明珍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到家的。推開家門時，六個孩子都坐在客廳裡，臉色慘白。收音機裡正在播放新聞：“原西都省委書記劉昊然畏罪自殺，其反革命罪行將受到進一步揭露...”劉梅撲進母親懷裡放聲大哭，其他孩子也圍了上來。隻有劉衛東站在遠處，表情複雜。“媽...爸真的...”二兒子劉衛民聲音顫抖。邵明珍環顧著孩子們的臉——衛東17歲，衛民15歲，衛國13歲；大女兒劉蘭19歲，小女兒劉梅才11歲。一夜之間，他們失去了父親，而她，必須堅強起來。“孩子們，”邵明珍深吸一口氣，“明天開始，我們...要分開一段時間。”“為什麼？”劉梅哭著問。“因為...”邵明珍不知如何解釋這場荒誕的群眾運動，隻能簡單地說，“這是組織的安排。”“我明天就去內蒙古插隊。”劉衛東突然開口，聲音冷硬，“我已經報名了。”邵明珍震驚地看著長子：“衛東，你...”“我要和反革命家庭劃清界限！”劉衛東幾乎是吼出來的，但邵明珍分明看到他眼中閃過的痛苦，“明天我會在報紙上發表聲明！”說完，他轉身衝進自己的房間，重重關上門。邵明珍想追上去，卻被劉衛民拉住：“媽，彆...大哥他...最近和那些人走得很近...”那一夜，邵明珍輾轉難眠。淩晨時分，她悄悄起身，來到劉衛東的房間門前。門沒鎖，她輕輕推開一條縫——衛東坐在床邊，手裡拿著全家福，肩膀微微顫抖。邵明珍默默退了出來。作為母親，她理解長子的選擇——在那個瘋狂的年代，年輕人要麼隨波逐流，要麼被浪潮吞噬。
第二天，整個家庭分崩離析。劉衛東果然在省報上發表聲明，與“反革命分子”父母劃清界限，隨即前往內蒙古。邵明珍被押送到位於山區的一個五七乾校，開始勞動改造。四個較小的孩子則被分散到不同的農村——劉衛民去雲南，劉衛國去黑龍江，劉蘭去貴州，最小的劉梅因為年齡太小，暫時留在省城的親戚家，但必須每周參加街道組織的批鬥會，交代“反革命父親”的罪行。乾校的生活艱苦異常。邵明珍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挑糞、種地、修水庫，晚上還要參加無休止的批鬥會和學習會。五十歲的她，曾經是雷厲風行的輕工廳廳長，現在成了“反革命家屬”，人人都可以踩上一腳。
但肉體的折磨遠不及心靈的痛苦。每當夜深人靜，邵明珍就會想起劉昊然墜樓的那一幕，想起孩子們離散時的哭聲。她常常在夢中驚醒，渾身冷汗。“邵明珍，你的思想彙報寫好了沒有？”乾校的指導員——一個二十出頭的女青年戴著紅袖套經常這樣嗬斥她。邵明珍總是低著頭，恭敬地遞上寫好的材料。表麵上順從，內心卻從未屈服。她相信，總有一天真相會大白，劉昊然的冤屈會得到洗雪。幾年後的冬天，邵明珍收到了劉梅的來信。女孩已經十七歲，被安排到一家紡織廠當工人。信中寫道：“...大姐劉蘭在貴州得了重病，當地缺醫少藥...二哥衛民在雲南失蹤了，有人說他偷渡去了緬甸...三哥衛國在黑龍江摔斷了腿，沒人管...”
信紙被邵明珍的淚水打濕。她躲在乾校的廁所裡無聲痛哭，為丈夫，為孩子們，也為這個瘋狂的世界。第二天勞動時，邵明珍故意讓自己淋雨發燒。高燒四十度，乾校不得不送她去縣醫院。在那裡，她偷偷給一個老戰友寫了信，懇求他幫忙尋找孩子們的下落。這位老戰友冒險相助，幾個月後，邵明珍陸續收到一些消息：劉蘭被接到北京治療，病情好轉；劉衛民確實去了緬甸，生死未卜；劉衛國的腿傷得到了簡單處理；劉梅因為工作表現好，被調到了廠裡的宣傳科...隻有劉衛東，杳無音信。邵明珍常常想起長子離家那天的眼神，那種痛苦與決絕交織的複雜神情。
九一三事件後，乾校的管製稍微寬鬆了些。邵明珍獲準給孩子們寫信。她給每個孩子都寫了長長的信，告訴他們要堅持，要相信未來，不要放棄希望。“你們的父親是個正直的人，”她在信中寫道，“他愛這個國家，愛這個黨，也愛你們。總有一天，曆史會還他清白。”邵明珍也終於被允許離開乾校，但仍需接受群眾監督。她選擇回到省城，在街道小廠當了一名普通工人。劉梅已經出落得亭亭玉立，但性格變得內向沉默。母女重逢時，劉梅緊緊抱住母親，哭得像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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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我好想爸爸...”女孩抽泣著說。少明珍撫摸著女兒的頭發，心如刀絞：“爸爸也想你...他最愛聽你唱歌了...”那晚，劉梅輕聲唱起了小時候父親教她的《延安頌》，邵明珍閉著眼睛，仿佛看到劉昊然就坐在對麵，麵帶微笑地打著拍子...十年一覺西都夢，浩劫災難終結束。車間的工人們麵麵相覷，有人開始小聲議論，有人偷偷抹淚。邵明珍站在原地，手中的零件掉在地上。她想起劉昊然曾經說過的話：“黑暗再長，也擋不住黎明的到來。”現在，黎明終於來了，可她的昊然，卻永遠看不到了。根據上級指示。西都召開會議宣布為劉昊然恢複名譽。
追悼會上，邵明珍站在丈夫的遺像前，輕輕撫摸著那張年輕時的照片——那是他們在延安結婚時的合影，兩個人都穿著八路軍製服，笑容燦爛。“昊然，你清白了...”邵明珍低聲說，淚水模糊了視線。追悼會後，孩子們陸續歸來。劉蘭從貴州回來，帶著丈夫和一個三歲的孩子；劉衛國的腿留下了殘疾，拄著拐杖；劉衛民從緬甸輾轉回國，皮膚黝黑，眼神警惕；劉梅則考上了大學，正準備開始新生活。隻有劉衛東，依然沒有出現。直到追悼會結束後的第三天晚上，邵明珍家門口出現了一個高大的身影。“媽...”劉衛東站在門口，胡子拉碴，眼窩深陷，“我...可以進來嗎？”邵明珍看著闊彆十一年的長子，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劉衛東跪了下來，淚流滿麵：“我對不起爸爸...對不起您...我...”邵明珍上前抱住兒子，像他小時候那樣撫摸著他的後背：“回來就好...回來就好...”那天晚上，劉衛東講述了這些年的經曆——在內蒙古的艱苦生活，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不斷審查，因為曾經批判過父親而備受良心譴責...“我每天都想回家，”他痛苦地說，“但我沒臉回來...”邵明珍靜靜地聽著，最後隻說了一句：“你爸爸會原諒你的。他一直說，革命者的胸懷要像大海一樣寬廣。”夜深了，邵明珍站在窗前，望著滿天繁星。這個家，終於又聚在了一起，儘管傷痕累累，儘管永遠少了一個人。但她知道，劉昊然的精神永遠活在他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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