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關於“製墨”的談話之後，方敬儒先生對陳平安的關注更加密切了。
老先生心裡始終存著一個念頭：必須將這個天賦異稟的弟子，徹底引回到科舉的正途上來，不能讓他因為那些“旁門左道”而耽誤了錦繡前程。
如何引導呢？
僅僅是口頭勸誡，效果似乎有限。
這孩子主意正得很，表麵恭敬，內裡未必真聽進去了。
思來想去，方先生決定采取一種更“釜底抽薪”的辦法。
用聖賢學問本身的博大精深，來“鎮住”他。
讓他明白，真正的學問浩如煙海，窮儘一生也未必能得其萬一，根本沒有精力再去分心他顧。
於是，從那天起，方先生給陳平安布置的課業，難度陡然提升。
不再是基礎的蒙學內容，也不再是按部就班的四書講解。
而是直接拋出一些經義中極難理解、曆代大儒都爭論不休的“微言大義”。
比如，《春秋》筆法。
“平安，你看《春秋》記載‘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此事，左氏傳如何記述？公羊、榖梁二傳又有何不同解說？孔聖人如此下筆，其褒貶之意何在？你且細細說來。”
這個問題涉及《春秋》三傳的異同，以及孔子作《春秋》的“書法”原則，極其考驗考生的經學功底和思辨能力。
又比如，理學心性之辨。
“程朱理學，主張‘性即理’。陸王心學，則言‘心即理’。二者看似對立，實則皆發於聖人之道。你以為，此二者之異同關鍵何在？於我輩修身治學，又有何借鑒意義？”
這個問題更是深入到了宋明理學的核心爭論，通常是更高層次科舉考試才會涉及的內容。
方先生拋出這些難題，目的很明確。
就是要讓陳平安知難而退。
讓他明白，聖賢學問高深莫測，遠非他現在這點小聰明所能完全駕馭。
讓他感受到學海無涯的壓力，從而收斂心神，不敢再輕易分心去搞那些“雜學”。
然而，結果卻完全出乎了方先生的意料。
麵對這些連許多老秀才都未必能說明白的難題，陳平安非但沒有絲毫畏難之色，反而像是找到了新的樂趣，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
每當方先生拋出一個難題，隻見陳平安眉頭微蹙，略作沉吟當然，腦海裡的圖書館早已開始高速運轉）。
片刻之後，便能條理清晰、引經據典地給出自己的解答。
關於《春秋》筆法，不僅能準確說出三傳的記載差異，更能結合當時的政治背景和後世評價，分析出孔子下筆褒貶的不同側重，甚至能提出幾種不同的解讀可能性。
關於程朱陸王之爭，更是如數家珍，不僅能清晰辨析兩派觀點的核心差異格物致知vs.致良知），還能追溯其思想源流，分析其利弊得失，甚至嘗試著提出一種調和折中的看法當然是以請教的口吻）。
他的回答，往往不止於解釋字麵意思，更能深入挖掘其背後的思想內涵、曆史背景、以及不同流派的觀點碰撞。
其知識的廣度、理解的深度、思維的敏捷度，都遠遠超出了方先生的想象。
甚至…
有時陳平安在闡述自己觀點時，提出的某些新穎角度或獨特見解，連方敬儒這位浸淫經學數十年的老學究，都聞所未聞，需要反複琢磨，甚至能從中獲得新的啟發。
“先生，關於‘天理人欲’之辨，學生以為，‘人欲’未必全然是惡。如飲食男女，乃天性使然，若能合乎‘禮’，便不失為‘天理’之體現。關鍵在於如何‘節製’，而非一味‘滅絕’。不知學生此見，是否過於淺薄？”
這種觀點，在當時“存天理，滅人欲”的主流思潮下，顯得頗為“大膽”，卻又隱隱契合了儒家某些更早期的、更人性化的思想。
方敬儒聽了，往往會陷入長時間的沉默和思考。
一開始的震驚，漸漸變成了麻木。
再後來，則是一種近乎“認命”的歎服。
妖孽。
這孩子，根本不是什麼璞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