帳內的炭火劈啪作響，朱高熾起身走到徐允恭麵前。
這位“小徐達”自始至終沒說話，卻一直盯著輿圖上的軍事衛所標記。“舅父，”朱高熾的聲音緩和了些，“商路通不通，終究得看刀把子硬不硬。你麾下的鐵騎，要沿商路分設驛站，每月巡查三次。”
“尤其是漢人商賈，彆以為能仗著朝廷旗號走私——誰敢私運違禁品，比如鐵器、火藥給蒙古人，一經查獲，貨物全沒入官，人押回南京問斬，還要追查到底，夷三族。”
這事兒可開不得玩笑！
朱高熾至今都記得後世史書中那赫赫有名的“八大蝗商”！
這些蛀蟲趁著明末吏治腐敗、邊軍缺餉，暗中用金銀鋪就門路，把鎮守邊關的將領、主管茶馬貿易的官員一個個拉下水，再與關外的女真勾連，將一車車鐵器、糧食、火藥甚至精良的甲胄，順著隱秘的商道送進了白山黑水。
他們用江南的絲綢換女真的貂皮，用中原的鹽鐵換八旗的戰馬，表麵是互通有無的商賈，實則是在大明的脊背上剜肉飼虎。
邊軍將士在寒風中餓著肚子扛槍，他們卻在關內的酒肆裡摟著歌姬數銀子；朝廷為籌措軍餉焦頭爛額，他們的貨棧裡卻堆著能讓女真過冬的糧草。
更可恨的是，他們連火炮的圖紙都敢偷偷販賣，讓本就缺鐵少糧的後金，硬生生靠著這些“明人”的供奉，磨利了砍向大明的刀。
到最後，山海關的城門被打開時，那些蝗商還在盤算著戰後的商鋪該開在哪裡；崇禎皇帝煤山自縊時，他們的船隊正載著從京城搶來的財寶，往江南的逃。
這些人，披著漢人的皮囊，做的卻是斷子絕孫的勾當，比關外的敵人更讓人齒冷。
如今自己親手規劃這草原商路，若是不嚴加看管，難保不會養出另一批“蝗商”。
漢人商賈見利忘義的性子，朱高熾比誰都清楚——隻要利潤夠高，他們敢把親娘都賣給蒙古人。
若是讓鐵器、火藥順著商路流到草原部落手裡，今日的“歸順”，明日就可能變成反噬的獠牙。
所以他才要徐允恭的鐵騎死死盯著商路，才要詹徽把稅則訂得密不透風，才要劉三吾在告示裡寫清走私的下場。
不是他信不過誰，是曆史的教訓太血淋淋——當年的八大蝗商，最初也不過是幾個跑邊貿的小商販，就是因為朝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才讓他們長成了吞金噬血的巨鱷。
“走私者，斬立決。”朱高熾看著帳外正在卸貨的商隊，聲音冷得像嶺北的冰，“不管他是漢人還是蠻夷，不管他背後有誰撐腰，隻要敢碰鐵器、火藥，就按通敵論處。抄家，滅族，一個都不能少。”
他要讓所有人都記住，這草原商路是大明的血管，誰要是敢在血管裡下毒，就彆怪他心狠手辣。
八大蝗商的故事，絕不能在洪武年間重演——他寧願現在擔個“嚴苛”的名聲，也不想百年後，讓後人指著史書罵他養虎為患。
詹徽正在旁邊記錄稅目，聽到這話，筆尖頓了頓，隨即在“走私”二字下重重畫了道紅線。
他雖不知朱高熾為何對走私如此忌憚，卻能從那語氣裡聽出不容置疑的決絕——這位皇孫，是真的打算把這商路，變成一條隻能流著大明血脈的通道。
徐允恭抱拳：“末將明白。明日就調三千騎兵，聯合遼東都司那邊，沿廣寧衛到和林的路線布防，沿途設十二座烽火台，發現走私蹤跡，立時點火示警。”
“不止是走私，”朱高熾補充道，“那些想劫商隊的部落，也照此辦理。第一次殺人警告，第二次就滅了他的部落。告訴所有部落，商路是大明的命脈，誰動誰死。”
嚴禁漢人商賈走私，是怕養虎為患；而死死盯著這些草原部落，更是防著他們骨子裡的劫掠天性——這念頭就像草原地下的火種，稍不留意就會燎原。
從成吉思汗時代起，快馬彎刀、劫掠過冬就是他們的生存法則，漢人商隊的駝鈴在他們聽來，或許從來都不是交易的信號，而是“肥羊上門”的動靜。
朱高熾太清楚了，這些部落首領此刻對著龍旗磕頭，不過是怕了明軍的刀；等商路真的跑起來，看著一車車茶葉、鹽巴從眼前過，看著那些皮毛換回來的糧食堆成小山，難保不會有人按捺不住——畢竟掄刀搶劫可比趕著牛羊走千裡路輕鬆多了。
今日搶一支小商隊，明日就敢劫一座榷場，貪心一旦冒頭，當年瓦剌人襲擾邊關的舊事就得重演。
“第一次殺人警告”，是給他們劃條紅線。
找個帶頭鬨事的部落，砍下為首者的頭顱掛在榷場門口，讓所有人都看看，伸手的代價是什麼。
但這還不夠，草原部落最認的是“怕”字，不是“勸”字。若是有哪個部落敢明知故犯，第二次還敢動商隊的主意，那就彆再講什麼規矩——鐵騎直接踏平他們的帳篷，男人殺乾淨，女人孩子貶為奴隸，牧場一把火燒成白地，連他們的族名都從嶺北都司的名冊裡摳掉。
徐允恭在旁聽著，指尖無意識地摩挲著劍柄。
他知道朱高熾這話的分量——不是要趕儘殺絕，是要用最狠的手段斷了他們的念想。
就像當年朱高熾在捕魚兒海，不止是打贏了仗，是讓北元餘孽從此聽見“明軍”二字就腿軟。
如今對付這些部落，也得用同樣的法子：讓他們看見商隊，第一反應不是能不能搶，而是敢不敢想。
“得讓他們明白，”朱高熾看著帳外掠過的巡邏騎兵，聲音裡帶著徹骨的冷，“跟著大明做買賣，能活下去，甚至能活得比以前好；可要是敢動歪心思，就隻能活在傳說裡了。”
詹徽正在草擬的《商路戒令》上，鄭重寫下“劫商者，族誅”四個大字。
墨汁在紙上暈開，像極了草原上凝固的血——他比誰都清楚，這話不是嚇唬人，是給那些蠢蠢欲動的部落，提前刻好的墓誌銘。
詹徽忽然想起一事：“殿下，若是蒙古人用劣質馬匹充數怎麼辦？還有那些西域的香料，怕是有不少以次充好之輩。”
“那就設‘驗物官’，”朱高熾笑道，“從太仆寺調懂馬的老手，從光祿寺派識香料的匠人，駐在榷場裡。蒙古人的馬要是瘦弱有病，直接打回去；回回人的香料摻了沙土，按欺君論處。詹徽，這規矩得你去立，立得越嚴，商路才能走得越遠。”
劉三吾看著輿圖上的紅線，忽然歎了口氣：“這條路若能走通，怕是比當年張騫通西域還要風光。隻是……沿途部落若是歸心，方能長久。”
“所以才要你們這些文臣。”朱高熾拍了拍他的肩，“劉學士，你可以多寫些告示，用蒙古文、女真文、回回文刊印了，貼在榷場裡。告訴他們，跟著大明做生意，有飯吃，有衣穿；要是敢搗亂，看看脫古思帖木兒和也速迭兒的下場。”
帳外的風雪漸漸小了，帥帳內卻暖意漸濃。
詹徽已在紙上勾勒出稅則的初稿，劉三吾捧著輿圖在盤算如何撰寫告示，徐允恭則在草擬騎兵巡查的路線圖。
朱高熾看著這三人各司其職的模樣，忽然覺得，詹徽、劉三吾這些戴罪之臣，或許比南京城裡那些養尊處優的官員更能用得順手——畢竟在這裡，每個人都知道，想回家，就得先把這嶺北的商路，踏踏實實地鋪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