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代價如此沉重，甚至可以說是血腥，但不可否認的是，蘇聯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裡，確實奇跡般地完成了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到世界級工業強國的轉變，為日後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超級大國，打下了最初的、也是最堅實的物質基礎。
就在城市裡的工廠煙囪冒出滾滾濃煙，高爐裡噴射出熊熊鐵水的同時，蘇聯廣闊的農村，也正在經曆著一場天翻地覆、也同樣充滿了血與淚的劇烈變革——那就是全麵的、強製性的農業集體化運動。
斯大林堅信，分散的、個體的小農經濟，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巨大障礙。這種小生產方式，不僅效率低下，難以滿足國家工業化對糧食和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會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因素，滋生所謂的“富農階級”，對蘇維埃政權構成潛在的威脅。在他看來，要想徹底鞏固社會主義在農村的陣地，要想把農民牢牢地掌握在國家手中，就必須把這些分散的、像一盤散沙一樣的私人農莊，統統改造成由國家統一計劃、統一管理、統一分配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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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從1929年開始，一場以“消滅富農階級”、“實現農業全盤集體化”為目標的、暴風驟雨般的運動，席卷了蘇聯的整個農村。
所謂的“集體化”，說白了，就是要把農民世世代代賴以為生的土地、辛辛苦苦積攢的耕牛、馬匹、農具甚至家禽家畜，統統“自願地”交出來，歸集體所有。農民們則從獨立的土地所有者，變成了在集體農莊裡按“勞動日”記工分、由國家統一管理和分配產品的“農業工人”。
而那些在內戰後通過新經濟政策稍微積累了一點財富、生活相對富裕一些的農民，也就是所謂的“富農”，則被視為阻礙集體化的“階級敵人”，遭到了殘酷無情的打擊。“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響徹雲霄。成千上萬的“富農”家庭，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甚至連棲身的房屋都被沒收，然後被強行遷徙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等邊遠地區的荒涼地帶，任其自生自滅。據估計，至少有數百萬“富農”及其家屬，在這場運動中被迫背井離鄉，其中不少人死在了遷徙途中或者艱苦的流放地。
麵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剝奪一切的劇烈變革，廣大農民不僅僅是富農，也包括中農甚至部分貧農）的反應，自然是充滿了恐懼、抵觸和絕望。一些地區爆發了農民騷亂和反抗，但很快就被國家派出的軍隊和秘密警察以血腥的手段鎮壓下去。更多的農民消極的抵抗方式——在被迫加入集體農莊之前，他們寧可把自己的耕牛、馬匹、豬羊統統宰殺掉，也不願讓它們歸集體所有。
這種大規模的牲畜屠殺，對蘇聯的農業生產力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據統計，在集體化運動的高潮期，蘇聯的牛、馬、豬、羊等主要牲畜的數量，都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上！耕畜沒了，地怎麼種？再加上農民們普遍缺乏生產積極性反正乾多乾少都一樣，打下的糧食大部分也得交給國家），農業生產管理混亂，播種和收割工作陷入一片混亂。
其直接後果，就是在1931年至1933年期間，蘇聯爆發了一場極其嚴重的、波及全國多個地區的糧食危機和恐怖大饑荒！
這場大饑荒，雖然官方一開始極力否認其存在，並將其歸咎於“自然災害”和“富農破壞”，但其慘烈程度和波及範圍，都足以載入人類災難史冊。據後世曆史學家包括俄羅斯和西方學者）根據各種檔案和人口數據進行的估算，在這場大饑荒中，全國範圍內活活餓死的人數，大約在600萬到1000萬人之間！這是一個多麼觸目驚心的數字！
其中，作為蘇聯傳統“糧倉”的烏克蘭地區，災情尤為慘重，餓死的人數可能高達數百萬！這場在烏克蘭被稱為“odoor”烏克蘭語意為“饑餓滅絕”）的大饑荒，給烏克蘭民族留下了永遠無法磨滅的慘痛記憶，也成為了日後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民族矛盾和曆史恩怨的一個重要根源。時至今日，烏克蘭仍然堅持認為，這場大饑荒是斯大林政府針對烏克蘭民族蓄意製造的“種族滅絕”，雖然俄羅斯方麵對此予以否認。這種曆史仇恨的種子，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仍在深刻地影響著兩國的關係。
麵對如此大規模的饑荒，斯大林政府最初的反應卻是極其冷酷和麻木的。他們不僅封鎖消息，否認饑荒的存在，甚至還繼續從饑餓的農村地區，以極高的比例強行征調糧食，以確保對城市工業中心和出口換彙的供應！在他們看來，工業化的宏偉目標高於一切，農民的生命和苦難，似乎是可以被犧牲的代價。
直到1933年底，隨著饑荒的蔓延已經嚴重威脅到國家穩定和農業生產的徹底崩潰，當局才開始有所調整，減少了糧食征購額，並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救濟措施。饑荒的狀況才逐漸有所緩和。
但斯大林並沒有因為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而放棄他的農業集體化政策。他將饑荒的責任，依然歸咎於“惡劣的氣候條件”、“富農的怠工破壞”以及“農民群眾的不服從”，並強硬地宣稱，農業集體化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社會主義在農村已經“紮下了根”。
到了1940年，從形式上看，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確實已經基本完成了。絕大多數的農戶都被“組織”進了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但其代價是什麼呢？是數百萬無辜生命的消逝，是傳統農村社會結構的徹底瓦解，是農業生產力的長期停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的農業總產值，才勉強恢複到1920年代中期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水平。
這場災難性的農業“大改革”，淋漓儘致地體現了斯大林執政風格中那種為了達到意識形態目標不惜一切代價、甚至漠視數百萬人生死的冷酷無情的一麵。
但說到這裡，咱們得承認，斯大林的工業化和集體化，確實給蘇聯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是曆史事實，不容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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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們站在當時斯大林所處的那個極端險惡的國際環境和蘇聯自身極端落後的國內現實來看，他那種不惜一切代價、用超常規甚至可以說是野蠻的手段來追求國家快速強大的邏輯，似乎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當然，這種“合理性”是以犧牲無數個體生命和自由為前提的，其道義基礎是極其脆弱的）。
斯大林和他領導下的聯共，是真心相信他們正處在一個被資本主義世界重重包圍、隨時可能遭到侵略和顛覆的“戰爭前夜”。他們也真心相信，隻有迅速建立起強大的工業基礎和國防力量，才能保衛這個世界上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被扼殺。在這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極端思維和高度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他們選擇了用最極端、最快速、也最殘酷的方式，來榨取國家的一切資源，去追趕那些已經領先他們幾十上百年的西方強國。
可以說，斯大林的工業化，就是一場在和平時期進行的、以戰爭為最終目標的“國家總動員”。它是一把雙刃劍，一麵是閃耀著鋼鐵光芒的工業成就和國防力量的迅速崛起，另一麵則是千百萬普通民眾的血淚、饑餓和死亡。
曆史學家們常常爭論，如果沒有斯大林這種不計代價的強製性工業化，蘇聯能不能在1941年頂住納粹德國那摧枯拉朽般的“閃電戰”？這個問題，恐怕永遠沒有標準答案。
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正是這場在1930年代用巨大代價換來的工業基礎，使得蘇聯在衛國戰爭最艱難的頭兩年，能夠將大量的工廠設備緊急遷移到烏拉爾山東麓和西伯利亞地區，繼續生產坦克、飛機、大炮，為最終戰勝法西斯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物質保障。從這個結果來看，斯大林那套“要麼我們做到，要麼我們被碾碎”的邏輯，似乎又得到了某種殘酷的“驗證”。
當然，這種“驗證”的代價，是蘇聯人民永遠的傷痛。而斯大林本人，在通過這場血腥的“大建”時代，將蘇聯強行拖上工業化軌道、初步奠定了超級大國雛形的同時，他那多疑、冷酷、殘忍、專斷的性格，也在這場運動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和膨脹。
為了確保他的政策能夠不受任何乾擾地推行下去，為了清除那些在他看來可能存在的“異己分子”和“潛在威脅”，一場更大規模、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風暴，即將在蘇聯的上空聚集。那些曾經與他並肩戰鬥的革命元勳，那些在工業化和集體化中稍有微詞的乾部，甚至那些僅僅是被懷疑“不夠忠誠”的普通黨員和知識分子……都將可能成為這場風暴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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