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講到，斯大林這位“鋼鐵之人”，靠著五年計劃的“胡蘿卜加大棒”，硬是把一個農業國蘇聯，在短短十幾年內，強行拖上了工業化的快車道。工廠的煙囪是冒煙了，坦克飛機也造出來了，可這代價，也是血淋淋的。餓殍遍野的大饑荒，以及在建設工地上累死的無數勞工，都成了斯大林工業化豐碑下那不忍卒睹的基座。
然而，對於斯大林來說，光是經濟上的“改革”還不夠。他心裡明鏡兒似的，黨內那些曾經跟他掰過手腕的“老家夥們”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雖然現在都被他打翻在地，有的流亡海外，有的俯首稱臣，但他們的思想還在，他們的影響還在，保不齊哪天就死灰複燃，給他捅婁子。還有那些在工業化和集體化過程中，因為政策太激進、手段太粗暴而心懷不滿的地方乾部、知識分子、甚至普通老百姓，這些人也是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於是，一場以“肅清叛徒、間諜、破壞分子”為名，實則旨在鞏固斯大林個人獨裁、對整個蘇聯社會進行全麵控製和殘酷整肅的政治運動，就像一場即將到來的血雨腥風，開始在克裡姆林宮的上空醞釀。
正當斯大林還在琢磨著怎麼把這“大掃除”搞得“名正言順”、“深入人心”的時候，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如同天上掉下來的一塊石頭，正好砸在了他最需要的那根導火索上。
1934年12月1日，一個寒冷的冬日。列寧格勒就是之前的彼得格勒，現在的聖彼得堡），斯莫爾尼宮，這個曾經見證了十月革命炮火的地方，發生了一起震驚蘇聯的血案。
時任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書記的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在他位於斯莫爾尼宮的辦公室走廊裡，被人近距離開槍射殺，當場斃命！
基洛夫這個人，在當時的蘇聯政壇上，那可是個響當當的人物。他年輕有為，精力充沛，口才出眾，在黨內尤其是在列寧格勒這個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擁有極高的人氣和威望。在1934年初召開的聯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後來被稱為“勝利者的大會”，諷刺的是，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大部分後來都被清洗了）上，基洛夫在選舉中央委員時獲得的讚成票，甚至比斯大林本人還要多當然，官方計票結果肯定不會這麼顯示）。這事兒，雖然隻是黨內高層的一些傳聞，但足以讓多疑的斯大林對他心生警惕和不滿。
基洛夫的遇刺，至今仍然是蘇聯曆史上的一大謎案。凶手是一個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失業青年，他當場被捕。官方的調查結論是，這是一起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反黨集團”在幕後策劃的、旨在顛覆蘇維埃政權的政治謀殺。
但這個結論，疑點重重，漏洞百出。很多人包括後世的曆史學家）都懷疑，這起刺殺案的背後，很可能就有斯大林和他領導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克格勃的前身）的影子。他們可能利用了尼古拉耶夫的個人不滿和精神不穩定，巧妙地引導甚至直接操縱了他，目的就是除掉基洛夫這個潛在的政治對手，並以此為借口，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政治清洗。
當然，這些都隻是猜測，缺乏直接的、確鑿的證據。但無論真相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斯大林極其迅速、也極其“巧妙”地利用了基洛夫之死這個突發事件，把它變成了一把指向所有“潛在敵人”的利劍。
基洛夫遇刺的當天晚上，斯大林就親自從莫斯科趕到列寧格勒“調查案情”。緊接著，他力排眾議，強行通過了一項被稱為“一二一法令”即12月1日法令）的緊急法令。該法令規定：對從事恐怖活動和組織恐怖活動的案件，偵查時間不得超過十天；審判可以不通知被告和辯護律師；判決主要是死刑）不得上訴，並應在判決後立即執行！
這“一二一法令”，簡直就是一把尚方寶劍，賦予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司法機關無限的權力，可以不經正常法律程序，隨意逮捕、審判和處決所謂的“人民公敵”。大清洗的法律閘門，就這樣被斯大林親手打開了。
緊接著，斯大林發表講話，聲淚俱下地悼念“親愛的朋友和戰友基洛夫同誌”，並義正辭嚴地宣稱，基洛夫的鮮血決不能白流！黨和國家機關內部，潛伏著大量的叛徒、間諜、破壞分子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匪幫”的餘孽！他們亡我之心不死，時刻準備顛覆我們偉大的蘇維埃政權！我們必須立即采取最堅決、最無情的措施，把這些隱藏的敵人統統挖出來，徹底消滅乾淨！
一場席卷整個蘇聯、持續數年之久、充滿了血腥和恐怖的政治高壓時期——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清洗”俄語：Бoльarчnctka，有時也譯作“大恐怖”），就這樣，在基洛夫遇刺的槍聲中，正式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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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屠刀，首先砍向的，就是那些曾經與列寧並肩戰鬥、但在斯大林看來已經“過時”或者“不可靠”的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們。斯大林要通過一係列精心策劃的、公開的“審判秀”，不僅在肉體上消滅他們，更要在政治上搞臭他們，把他們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從而徹底鞏固自己作為列寧唯一合法繼承人和黨內最高領袖的地位。
從1936年到1938年，莫斯科接連上演了三場震驚世界的“世紀大審判”，史稱“莫斯科審判”或“公開肅反表演性審判”。這些審判，與其說是嚴肅的司法程序，不如說是一場場由斯大林親自編劇、內務人民委員部精心導演、被告們被迫“配合演出”的政治鬨劇。
第一次莫斯科審判(1936年8月)：
被告席上，站著的是曾經在黨內呼風喚雨、與斯大林組成過“三駕馬車”的格裡戈季·季諾維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十幾名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恐怖中心”的成員。
指控他們的罪名，聳人聽聞：參與策劃和組織了對基洛夫的暗殺；與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勾結，密謀暗殺斯大林等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企圖顛覆蘇維埃政權，複辟資本主義！
在法庭上，這些曾經的革命領袖，在經曆了數月的秘密關押、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殘之後，一個個都像被抽掉了脊梁骨一樣，麵如死灰，目光呆滯。他們“痛哭流涕”地“承認”了檢察官指控他們的所有罪行哪怕這些罪行是如此的荒誕不經，漏洞百出），甚至還互相“揭發”、“撕咬”，爭先恐後地往自己和昔日戰友身上潑臟水，仿佛隻有通過最徹底的“自我毀滅”，才能換取一絲絲根本不存在的）寬恕。
整個審判過程，通過廣播向全國直播，通過報紙大肆宣傳。蘇聯人民以及全世界）都“親眼目睹”、“親耳聆聽”了這些“人民公敵”的“滔天罪行”和“無恥懺悔”。
最終結果毫無懸念：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所有主要被告，都被判處死刑，並被立即執行槍決！
第二次莫斯科審判(1937年1月)：
這次審判的對象，主要是所謂的“平行反蘇托洛茨基中心”的成員，包括格奧爾基·皮達可夫曾任重工業人民委員部副人民委員）、卡爾·拉狄克著名理論家和記者）等一批在經濟和外交領域頗有影響的人物。
罪名也差不多：與托洛茨基勾結，進行間諜破壞活動，破壞蘇聯的工業建設，與德國、日本法西斯秘密勾結，企圖分裂蘇聯，等等。
同樣的劇本，同樣的“認罪”和“懺悔”，同樣是死刑判決。
第三次莫斯科審判(1938年3月)：
這次的“主角”，是曾經的黨內“右派”領袖、被列寧稱為“全黨最喜歡的人物”的尼古拉·布哈林，以及前蘇聯政府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阿列克謝·李可夫，還有前內務人民委員部秘密警察）頭子亨利希·雅戈達諷刺的是，雅戈達本人就是前兩次莫斯科審判的主要操辦者之一，現在輪到他自己上被告席了）等二十多名所謂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聯盟陰謀集團”成員。
布哈林在法庭上，雖然也“承認”了某些“錯誤”，但他不像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那樣完全放棄抵抗。他試圖在“認罪”的同時，為自己的一些觀點和行為進行辯解，甚至在某些問題上與檢察官維辛斯基這位後來以其在莫斯科審判中冷酷無情、巧舌如簧而著稱的“斯大林的走狗”）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論。
但最終，在巨大的政治壓力和早已內定的判決麵前，布哈林的掙紮也隻是徒勞。他和李可夫等人，同樣被以“叛國”、“間諜”、“破壞”、“謀殺”等罪名判處死刑，並被處決。而曾經的“劊子手”雅戈達，也落得了與他那些“獵物”同樣的下場。
這些所謂的“公開審判”，通過精心編排的劇本、被告們在酷刑和威脅下被迫做出的“供詞”、以及鋪天蓋地的官方宣傳，在蘇聯國內外都營造出了一種極其恐怖的氛圍：似乎黨和國家內部真的潛伏著一個又一個龐大的、與外國勢力勾結的陰謀集團，他們無時無刻不在企圖顛覆蘇維埃政權，暗殺偉大領袖斯大林同誌！而斯大林同誌，則是那個洞察一切、力挽狂瀾、從叛徒手中拯救了革命和祖國的唯一救星！
通過這種方式，斯大林不僅在肉體上消滅了所有可能對他構成威脅的昔日政治對手和革命元老，更在道義上將他們徹底打翻在地，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他也借此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個人權威，將自己塑造成了不可替代的、唯一正確的領袖。
而那些在列寧時代與他平起平坐、甚至在他之上的“老布爾什維克”們，幾乎被“一鍋端”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經曆了一場徹底的“大換血”。1934年聯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到了1939年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時，據統計，竟然有高達98人約占70）已經被逮捕並處決！其餘的大多數人也被撤職、流放或在恐懼中苟延殘喘，真正能夠“幸免於難”的，寥寥無幾，而且幾乎都是那些對斯大林表現出絕對忠誠、唯唯諾諾的人，比如米高揚、加裡寧、莫洛托夫等人。曾經星光熠熠的列寧時代的革命核心層，除了斯大林本人，幾乎蕩然無存。那些“與列寧有私交”、“敢於在列寧麵前發表不同意見”的同代人，都被他以各種名義送上了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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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黨內高層大開殺戒的同時，斯大林那多疑的目光，也投向了另一個可能威脅到他絕對權力的重要領域——蘇聯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