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們說到，持續了四天的德黑蘭會議上，三巨頭就第二戰場、德國命運、波蘭疆界和聯合國構想等一係列核心議題，所進行的那些充滿了智慧、交易、理想與冷酷的規劃。現在，我們為這場20世紀最重要的會議之一，做一個全麵而深刻的總結。
德黑蘭會議，可以說是20世紀國際關係史上，一座至關重要的分水嶺。它的重要性，在我看來，僅次於一年多以後，那場真正為冷戰拉開序幕的雅爾塔會議。當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這三位巨頭，在1943年12月初，各自乘坐專機和專列離開這座伊朗古城時，他們帶走的，不僅僅是一份份會議紀要和共同宣言，更是對未來世界格局的一份清晰藍圖和心照不宣的默契。
對於軸心國德國和日本來說，在德黑蘭會議之後，他們的失敗，已經不再是一個“是否”的問題，而純粹是一個“何時”的時間問題。而對於同盟國的這三位巨頭來說，德黑蘭，則是一場重新洗牌的巨大牌局。在這場牌局中，有人滿載而歸，有人拿到了想要的籌碼，也有人，在時代的洪流麵前，隻能無奈地接受自己手中牌麵日益縮水的現實。
現在，就讓我們來複盤一下，這場牌局的最終贏家、代價，以及它為我們今天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留下了怎樣深遠的遺產。
蘇聯：毋庸置疑的最大贏家
如果說德黑蘭會議是一場盛宴，那麼斯大林無疑是吃得最儘興、也最滿意的那一位。他幾乎拿到了他想要的一切，甚至還得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甜點”。可以說，斯大林在德黑蘭會議上，是毋庸置疑的最大贏家。
首先，他得到了他苦等三年的“西線承諾”。這是他此行的核心目標，也是蘇聯人民用數千萬人的鮮血和犧牲，換來的最迫切的需求。美國和英國，在這次會議上，終於白紙黑字、無可反駁地，正式同意了在1944年春夏之際，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第二戰場。這意味著，希特勒將被迫從東線，抽調數十萬精銳部隊去應對西線的登陸，這將極大地、決定性地減輕蘇聯紅軍所麵臨的巨大壓力。這個承諾，對於斯大林而言，比任何領土和利益，都更為關鍵。
其次，他在東歐的戰略布局，獲得了西方巨頭的默許。德黑蘭會議上，關於波蘭邊界按“寇鬆線”東移的方案，基本被確定了下來。這實際上，就等於羅斯福和丘吉爾，默認了蘇聯在1939年吞並波蘭東部領土的既成事實。丘吉爾甚至主動提出，讓波蘭向西去“吃掉”德國的土地作為補償，這正中斯大林的下懷。如此一來，蘇聯不僅保住了自己想要的土地，還通過削弱德國、控製波蘭，成功地在自己的西部邊境，建立起了一個寬闊而穩固的戰略安全緩衝區。這個自彼得大帝以來，曆代俄國沙皇都夢寐以求的戰略縱深，終於在斯大林的手中，得以實現。
再次，他在遠東的利益，也得到了初步的滿足。通過“對日作戰”這張王牌，斯大林成功地從羅斯福那裡，獲得了關於南庫頁島、整個千島群島，以及中國大連、旅順等港口權益的初步承諾。雖然這些交易，在當時還停留在秘密諒解的層麵，但它為1945年雅爾塔會議上，將這些利益正式寫入秘密協定，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筆。斯大林，兵不血刃地，為蘇聯在戰後成為一個太平洋大國，鋪平了道路。
最後，他在未來聯合國中的核心地位，也得到了確認。羅斯福提出的“四個警察”主導國際安全的構想，讓斯大林非常滿意。這意味著，戰後的蘇聯，將不再是過去那個被西方世界孤立和敵視的“異類”，而是將作為世界新秩序的奠基者和核心成員之一，擁有對國際事務的巨大影響力和“一票否決權”。
簡而言之，斯大林來到德黑蘭的時候，他最大的期望，可能隻是想拿到一張關於“第二戰場”的、不會再被拖延的“期票”。結果，他不僅成功兌現了這張期票，還順便把波蘭的版圖、遠東的利益和在聯合國的地位，這三顆極具戰略價值的種子，一起播種了下去。
當他乘坐專列，緩緩駛離德黑蘭，返回莫斯科的路上，他那張一向不苟言笑的臉上，想必是露出了真正滿意的笑容。他心裡非常清楚：戰後的東歐，已經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而戰爭的決定性勝利，也已近在眼前。
美國：未來的“老板”但也要承擔最多的責任）
如果說斯大林是德黑蘭會議上最大的“實利”獲得者，那麼羅斯福領導的美國，則是最大的“勢利”贏家。他所獲得的，不是一城一池的土地，而是對未來整個世界格局的主導權。
羅斯福的收獲，同樣是極其豐厚的：
第一，他成功地將蘇聯，牢牢地捆綁在了戰後的國際合作體係之中。他讓斯大林認可了聯合國的雛形，以及“四大國”共治的框架。這對於避免戰後世界重回各國各自為政、紛爭不斷的舊秩序，至關重要。通過這個框架，美國作為最強大的國家，其全球領導地位，也得到了法理上的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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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他獲得了蘇聯對日作戰的寶貴承諾。雖然這個承諾附帶了諸多條件，但斯大林的親口表態，讓羅斯福吃下了一顆定心丸。這意味著，在歐洲戰事結束後，美國將不必獨自麵對日本的“本土決戰”，蘇聯紅軍的百萬雄師，將極大地分擔美軍的壓力，從而挽救無數美國年輕人的生命。
第三，他成功地在美、英、蘇三巨頭之間，扮演了“調停者”和“仲裁者”的角色。在德黑蘭，羅斯福多次巧妙地繞開丘吉爾，與斯大林進行私下會晤，建立了一種特殊的“私人互信”。他既滿足了斯大林在第二戰場上的核心訴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安撫了丘吉爾對大英帝國利益的擔憂。通過這種方式，他成功地將英、蘇這兩個利益訴求截然不同的國家，都納入了由他主導的戰略軌道之中。
第四，他終於將多次被推遲的諾曼底登陸計劃，以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徹底定了下來。這不僅履行了他對斯大林的承諾，也向美國國內的民眾表明：美國，才是領導整個盟軍，打贏歐洲戰爭的核心力量。
當然，巨大的收獲，也意味著巨大的責任和代價。羅斯福非常清楚，在這場世界性的大博弈裡，美國將來得挑最重的擔子。
軍事上，美國將要承擔橫渡英吉利海峽，這場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風險最高的兩棲登陸作戰的絕大部分領導責任和物資供應。
經濟上，戰後滿目瘡痍的歐洲，也需要美國用馬歇爾計劃那樣的巨大投入，來進行重建。
政治上，美國在未來，也不得不親自去處理，因蘇聯在東歐的擴張，而帶來的一係列棘手問題和潛在衝突。
但對於羅斯福而言，在這一刻，所有的代價，都是值得的。他的心態很明確：“隻要能夠聯合所有的力量，快速地打贏軸心國，那麼，美國，就能夠在戰後的世界，主導全球新秩序的建立。”
英國：最“憋屈”的贏家
如果要給三巨頭在德黑蘭的“會議滿意度”，排一個名次，那麼丘吉爾領導的英國，無疑是最“憋屈”的那一個。他雖然也坐在勝利者的席位上，但那種感覺，更像是在一場盛大的宴會中，眼睜睜地看著屬於自己的那份主菜，被彆人分走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