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來是想：
將他心心念念的“地中海戰略”，擺在最重要的位置，讓盟軍的優先攻擊方向，放在南歐和巴爾乾。
在波蘭問題上，為設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爭取到一個更有利的方案，以維護英國的道義和聲望。
繼續維持英國在地中海、中東乃至全球的傳統影響力和殖民帝國利益。
結果卻是：
“諾曼底登陸”成為了不可逆轉的既定方針，他那套關於巴爾乾“軟肋”的理論，被羅斯福和斯大林，聯手直接否決。
波蘭問題，基本上是按照蘇聯的意願來劃分的。他雖然做了一些象征性的抗辯，但在蘇聯紅軍強大的軍事現實麵前，顯得毫無說服力。
在整個會議的決策過程中，他越來越清晰地感覺到，英國的力量，正在被逐漸地邊緣化，更多的時候，是被當作美國的“配角”來看待。
丘吉爾的處境，是尷尬而痛苦的。他敏銳地意識到，無論是美國的工業實力，還是蘇聯的人力物力，都已經遠遠地超過了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國。在德黑蘭的談判桌上，他必須在“維護大英帝國的最後尊嚴”和“維係同盟國的團結合作”這兩個目標之間，做出極其痛苦的平衡。
所以，我們在曆史照片上，看到丘吉爾在德黑蘭會議上，雖然依舊風度翩翩、談笑風生，但他的內心，卻充滿了苦澀和無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英國，已經無法再獨自左右世界的命運了。”
後來，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用一個極為生動，也極為辛酸的比喻，來形容他當時的心情。他說：
“在德黑蘭，我發現，自己仿佛是坐在一頭巨大的俄國北極熊和一頭強壯的美國野牛之間。而我，隻不過是一頭可憐的、小小的英國毛驢。”
這個比喻，精準地道出了當時世界權力格局的真相。
那麼，對於在德黑蘭會議上“缺席”的中國呢？
國際政治，就是如此的殘酷。當丘吉爾，這位老牌帝國的首相，都不得不承認自己隻是“小毛驢”時，那麼，當時國力孱弱、積貧積弱的中國，其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德黑蘭會議的結果，對於當時的中國而言，可以說是好壞參半。
好的一麵是，隨著第二戰場的開辟被最終確定，以及蘇聯承諾在戰後對日作戰，法西斯軸心國的總崩潰，已經指日可待。這意味著，日本的失敗，也隻是時間問題。對於已經苦苦支撐了多年的中國人民來說，這無疑是最大的好消息。
而壞的一麵，則是悲哀的現實。中國，這個名義上的“四強”之一，這個在東方戰場上，獨自抵抗了日本侵略者多年的主要戰勝國，卻並不知道，就在德黑蘭的密室裡，關乎自己國家領土和主權的重大利益，已經成為了三巨頭之間，為了換取各自戰略目標，而可以被討價還價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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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種勝利者的悲哀。它深刻地說明，在那個時代，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足夠強大的、能夠讓彆人不敢輕視的綜合國力，那麼，即便你付出了再多的犧牲，做出了再大的貢獻，在國際政治的牌桌上，你也很難擁有真正屬於自己的、獨立的話語權。
德黑蘭會議的成果，是全麵而深刻的。
在軍事上，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統一了盟軍的全球戰略步調，確定了東西夾擊、徹底摧毀納粹德國的作戰方案，極大地加速了法西斯軸心的滅亡。
在政治上，它為許多重要的戰後安排，提供了最初的、也是最關鍵的雛形和框架，比如聯合國的組織構想、德國和波蘭的疆域調整等等。
正如會議結束後發表的聯合宣言中所言，三巨頭“以希望和決心而來，到以朋友的身份離開”。雖然，這些戰時盟友之間的“朋友”關係，在共同的敵人消失之後，很快就因為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的衝突而迅速淡化，並最終演變成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
但我們不可否認的是，德黑蘭會議，為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終勝利，和塑造我們今天所生活的這個戰後世界秩序，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關鍵性貢獻。它既是反法西斯聯盟團結合作的最高峰，也成為了我們理解二戰後半程，乃至整個冷戰初期國際關係走向的，一個最重要的轉折點。
如果沒有德黑蘭會議所達成的這些成果，二戰的結束，和戰後和平秩序的建立，或許，都將走上一條更為曲折和漫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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