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說到，盟軍在經曆了“市場花園行動”那場代價高昂的失敗後，徹底陷入了後勤危機。進攻的銳氣被鈍化，整條戰線就像一輛沒油的跑車，在德國邊境前無奈地趴了窩。而就在盟軍為補給“堵車”而頭疼不已的時候，德軍在防守大師莫德爾元帥的指揮下，奇跡般地穩住了陣腳，依托著那條破敗的“齊格菲防線”和崎嶇的地形，重組起一道堅韌的防線。
緊接著，盟軍為了敲開德國的大門，一頭紮進了兩場血腥無比的絞肉機戰役。第一場，是在德國古都亞琛的巷戰。美軍為了減少傷亡，采取了“美式戰術”——用壓倒性的炮火，將這座千年古城一塊一塊地夷為平地，最終拿下一座燃燒的廢墟。第二場，則是在亞琛東南方的許特根森林。在這片被士兵們稱為“綠色地獄”的戰場上，盟軍強大的技術優勢被地形完全抵消，精銳部隊被拖入了一戰式的、毫無意義的消耗戰，付出了數萬人的慘重傷亡，卻幾乎一無所獲。
這場森林裡的噩夢，不僅耗儘了美軍幾個王牌師的鮮血，更致命的是，它像一塊巨大的磁鐵，牢牢吸住了盟軍高層的全部注意力。他們像輸紅了眼的賭徒，不斷向這個無底洞裡投入兵力，卻渾然不覺，就在他們側翼那片被認為“平靜得可以用來練新兵”的阿登山區，一場足以顛覆整個西線戰局的巨大風暴，正在悄然醞釀積蓄。
1944年12月16日，淩晨5點30分。
籠罩在阿登森林上空的、死一般的寂靜，被一聲撕裂天際的巨響徹底打破。緊接著，仿佛是地獄的大門被猛然踹開，成千上萬發炮彈發出令人膽寒的呼嘯聲，從天而降。從靈活的81毫米迫擊炮，到能發出女妖尖嘯般的“內貝爾”多管火箭炮，再到能讓大地都為之顫抖的巨型鐵道炮，德軍沿著160公裡長的前線，發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性的炮火準備。
駐守在施內費爾山區的美軍第106步兵師，一群剛剛抵達歐洲沒多久的“菜鳥”，被這突如其來的鋼鐵風暴徹底打懵了。那些覆蓋著原木的深邃散兵坑，在最初的轟炸中為他們提供了一點可憐的保護，傷亡尚算輕微。然而，真正的恐怖，才剛剛開始。
炮火剛剛向後延伸，數百道探照燈的光柱便猛地刺破了黎明前的濃霧和風雪，將美軍的陣地照得如同白晝。這些光柱被雲層和霧氣反射，形成了一片詭異的、令人目眩的人造天光，讓那些從掩體裡探出頭來的美國大兵眼花繚亂，幾乎變成了睜眼瞎。
就在這片混亂與目盲之中，德軍突擊部隊在坦克引擎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掩護下，如幽靈般從森林中湧出，發起了猛烈攻擊。驚慌失措的美軍士兵們，許多人甚至是穿著睡衣從睡袋裡被踹醒的，衝出掩體，卻發現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之中。通訊線路在第一輪炮擊中就被炸得七零八落，師級指揮官艾倫·瓊斯少將和他的下屬們，從頭到尾，都沒能有效地掌握和控製住自己的部隊。
恐慌，純粹而非理性的恐慌，如同野火般在雪地裡蔓延。一名美國記者後來描述道：“德軍突破我軍防線達80公裡，他們湧向突破口，就像洪水衝進被炸開的堤壩一樣。而美國人則沿著所有道路向西拚命逃跑。”
對於那些駐守在這片被他們戲稱為“幽靈戰線”上的美軍而言，地獄降臨了。這是美國陸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規模最大、也是最血腥的一場戰役的開端。阿登戰役，或者說，更為人所知的“突出部戰役”，就這樣以雷霆萬鈞之勢，拉開了序幕。
選擇阿登地區本身，就是一次心理和戰略上的故技重施，一次對1940年那場震驚世界勝利的完美複刻。盟軍最高司令部普遍認為，這片森林密布、道路稀疏的地區“不適合裝甲部隊大規模作戰”，理所當然地將其視為一個“平靜的戰區”。這種判斷，並非一種被動的假設，而是盟軍兵力部署策略中的一個主動環節。他們放心地將這片區域用作修整在許特根森林被打殘的部隊和鍛煉毫無經驗新兵的“育嬰堂”，防線因此也拉得極長，兵力稀薄得可笑。
然而，阿道夫·希特勒，這位德國的三軍總司令，前德國“陸軍下士”，恰恰看透了盟軍的這種心理。他清楚地記得1940年那次通過同一地區的輝煌勝利，並深刻地理解到，盟軍最大的弱點並非戰術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他們固執地認為，一個已經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德國，既沒有意願，更沒有能力，去重演一次如此大膽的豪賭。因此，當攻擊真的來臨時，最初的衝擊不僅僅是戰術上的奇襲，更是對盟軍整個戰略基本盤的徹底顛覆。這種顛覆，極大地放大了德軍突擊所帶來的恐慌和效能。“幽靈戰線”這個名字，最終成了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直接導致了希特勒所利用的、那個致命的弱點。
在德國最高統帥部的會議室裡，氣氛壓抑得令人窒息。阿道夫·希特勒，一個身軀日益衰敗的獨裁者——他身形佝僂，麵色蒼白浮腫，雙手不停地顫抖，不得不依賴著一整套藥物雞尾酒療法來維持精力——卻展現出一種鋼鐵般、近乎妄想的意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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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在場的將軍們，揭示了一個宏大到近乎瘋狂的計劃，代號“萊茵守望”。這個計劃的目標簡單粗暴：以雷霆之勢，一舉突穿盟軍在阿登的薄弱防線，強渡馬斯河，然後像一把燒紅的鐮刀，向西北方向猛地一揮，直搗盟軍至關重要的補給港口——安特衛普。希特勒相信，此舉能將盟軍的戰線一分為二，包圍並殲滅在北方的所有盟軍集團，並最終迫使那個他眼中“不自然”的英美聯盟，締結一份對德國有利的和約。
這份計劃，是以“元首命令”的形式下發的，上麵有希特勒親筆簽署的批注：“不得更改”。這道命令本身，就扼殺了德軍賴以成名、引以為傲的“任務式戰術”傳統——那種賦予前線指揮官根據戰場實際情況，靈活決策的權力。
西線總司令，德高望重的格爾德·馮·倫德施泰特陸軍元帥，在聽完計劃後，整個人都“目瞪口呆”。他深知，對於這樣一個“極端雄心勃勃的計劃”而言，德國現在手裡這點兵力，實在是“太少了，太少了”。他和b集團軍群司令，那位防守大師瓦爾特·莫德爾陸軍元帥，一同提出了一個更為穩妥、也更為現實的替代方案，即所謂的“小方案”：在亞琛附近發動一次有限的攻擊，旨在包圍並殲滅一部分美軍，打一個局部殲滅戰，提振一下士氣就行了。
那希特勒能聽嗎，結果被希特勒斷然拒絕。
莫德爾元帥的反應更為激烈。據稱，他曾私下對漢斯·克萊勃斯將軍咆哮：“這個計劃連一條該死的腿都站不住！”並補充道，“你可以告訴你的元首，莫德爾絕不會參與其中！”當然，他最後還是參與了）。即將指揮核心突擊力量——第5裝甲集團軍的哈索·馮·曼陀菲爾將軍，同樣認為該計劃不切實際。他對希特勒糟糕的身體狀況印象深刻，私下裡認為他就是一個“病人”，其決策已經脫離了軍事現實。
麵對將軍們普遍的質疑，希特勒的反駁，並非純粹基於軍事邏輯，而是充滿了曆史的宿命感和心理戰的考量。他不停地援引兩個世紀前，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爭的絕境中，發動奇襲並最終扭轉戰局的曆史典故。他一遍又一遍地，向將軍們重複自己1940年在同一地區的輝煌勝利，堅信一次出其不意的大膽奇襲，就足以粉碎那個他眼中“由資本家和布爾什維克組成的、脆弱而不自然的”英美聯盟。
這次策劃的過程，徹底暴露了德國指揮體係的根本性崩潰。它不再是一場理性的戰略對話，自從1944年7月20日，那場針對他的刺殺陰謀之後，希特勒對國防軍的傳統軍官團，充滿了病態的猜忌與不信任。這種不信任，直接導致他繞過了像倫德施泰特和莫德爾這樣經驗豐富的陸軍元帥，親自掌控並微觀管理整個行動的每一個細節。
計劃的僵化性——那句“不得更改”的批示——正是這種不信任的直接產物，它剝奪了德軍幾個世紀以來賴以成功的戰術靈活性。此外，希特勒對黨衛軍的偏愛，在資源分配上體現得淋漓儘致。作為主攻力量的、由黨衛軍上將賽普·迪特裡希指揮的第6黨衛軍裝甲集團軍，被授予了最好的裝備和最宏偉的目標直取安特衛普），這更多地反映了政治上的偏袒，而非純粹的軍事考量。
這一切，最終造成了一種致命的局麵：負責執行計劃的將軍們，從一開始就對它毫無信心。他們被迫去執行一個他們內心深處認為是“自殺性任務”的計劃，這對最高層的士氣和決心，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打擊。
為了支撐起這場最後的豪賭，第三帝國刮地三尺，集結了一支成分極其奇特的軍隊。這支軍隊的構成，本身就充滿了巨大的矛盾：一方麵，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全新的“虎王”重型坦克和經驗豐富的黨衛軍裝甲師；另一方麵，則是那些被稱為“國民擲彈兵”的、由“老弱病殘”倉促組建的步兵師。
人力資源的枯竭，迫使德國采取了極端的措施。在7月20日事件後接管後備軍的黨衛軍領袖海因裡希·希姆萊，像一個瘋狂的會計，想儘一切辦法搜刮賬本上的最後一個人頭，最終為阿登攻勢湊齊了約45萬人的紙麵兵力。誌願兵的年齡下限降到了16歲，而征兵年齡的上限則提到了60歲。大量富餘的德國空軍地勤和海軍人員，在經過短暫的步兵訓練後，被直接轉入陸軍。傷兵的康複期被大大縮短，甚至連非核心工廠的工人都被抽調出來，發給他們一支步槍，送上了前線。
這些新兵，被編入了所謂的“國民擲彈兵”師。這些師團，是標準步兵師的“經濟版”，員額嚴重不足，但為了彌補經驗的匱乏，配備了大量的自動化武器，如革命性的stg44突擊步槍。然而，武器終究無法取代訓練和士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徹頭徹尾的、缺乏實戰經驗的新兵。
攻勢的矛頭，則是由從東線抽調回來的、經驗豐富的國防軍裝甲師和武裝黨衛軍師組成。他們被優先配發了新生產的坦克和裝備。即便如此，即便是裝備最好的師，其車輛的保有量，也往往隻有編製的80。後勤保障更是一場噩夢——一個師裡，竟然有多達六十種不同型號的機動車輛，這讓修理和零件供應變得幾乎不可能。而負責在南翼進行防禦性牽製的第7集團軍，在最初的計劃中，甚至沒有分配到一輛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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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整個宏偉計劃最致命、最無可救藥的弱點，在於燃料。
盟軍持續的戰略轟炸，已經將德國的合成燃料工業，炸成了一片廢墟。德軍費儘九牛二虎之力，為這次攻勢僅僅儲備了約2000萬升的汽油。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多，但對於一支龐大的裝甲集團來說，隻夠維持大約六天的激烈戰鬥，並且，這遠遠不足以支撐裝甲部隊一路風馳電掣地打到安特衛普。
因此，整個計劃的成敗，完全寄托於一個巨大的、近乎天真的賭注之上：必須在進攻的途中，完整地繳獲盟軍的大型燃料庫。這便是整個“萊茵守望”計劃的“阿喀琉斯之踵”。
果不其然，在戰鬥開始的第一天，這些“老弱病殘”組合就在美軍的防線前舉步維艱，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延誤。這種延誤，引發了一場災難性的連鎖反應：精銳的坦克部隊，在原地動彈不得，白白地消耗著油箱裡比黃金還寶貴的燃料；寶貴的奇襲時間被一分一秒地浪費掉，給了盟軍喘息和反應的時間；整個僵化死板的進攻時間表，從一開始就被徹底打亂了。這支軍隊的構成，從根本上，就與其被賦予的、那雄心勃勃的使命，背道而馳。
當德軍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著他們的致命一擊時，盟軍最高司令部，卻集體沉浸在一種危險的、近乎愚蠢的自滿情緒之中。這是一個關於傲慢、錯誤分析和被選擇性忽視的警告信號的、充滿了戲劇性諷刺的故事。
盟軍內部，普遍彌漫著一種樂觀到冒泡的情緒，認為德軍已經被徹底打敗，再也無力發動任何大規模的攻勢。阿登地區，被他們輕蔑地視為一個“育嬰堂”，一個可以用“非常薄弱”的兵力，來守備的“平靜地區”。這種過度自信，導致了一係列災難性的誤判。
戰後，美國第12集團軍群司令奧馬爾·布拉德利將軍，試圖將責任歸咎於情報失誤，聲稱盟軍過分依賴“超級機密”情報，而德軍因為更多地使用了安全的陸地通訊線路，導致utra的情報源枯竭。然而，這是一種過於簡單化的解釋，掩蓋了更深層次的、係統性的失誤。事實上，在進攻發起前，指向德軍真實意圖的警告信號，像小山一樣堆積在盟軍情報官的案頭，但都被他們一一忽視，或進行了錯誤的解讀。
“魔術”情報：通過破譯日本的外交密電，盟軍早在1944年9月，就截獲了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發回東京的報告。報告中，明確引述了希特勒的言論，他意圖“在西線發動一場大規模攻勢，以扭轉戰局”。
第6裝甲集團軍的動向：盟軍情報部門，完整地追蹤到了這支強大的黨衛軍裝甲集團軍的組建全過程。他們知道，這支部隊被交給了以進攻能力著稱的黨衛軍上將賽普·迪特裡希指揮，並觀察到它正在向萊茵河以西秘密集結。12月10日，該部隊突然實施了徹底的無線電靜默——這是一個“典型的、教科書式的攻擊前兆”。
德國空軍的集結：盟軍偵測到了德國空軍代號為“戰鬥機集結”的行動，其進攻意圖不言而喻，但同樣未引起足夠的警惕。
前線的報告：一些保持著警惕的下級軍官，如第28步兵師的喬·索亞上尉，不斷向上級報告，說在夜裡能清楚地聽到森林對麵傳來重型裝備移動的、沉悶的轟鳴聲。但他的擔憂，被上級輕描淡寫地打發了：“不可能，這裡是平靜的地區。”
高層的警告：最令人震驚的是，盟軍遠征部隊最高司令部的情報主管，肯尼思·斯特朗少將，在12月7日就發布了一份評估報告，明確指出，阿登地區是德軍最有可能發動反攻的地點。12月14日，他親自向布拉德利將軍簡報了這一情況，但得到的，卻是那句後來讓他後悔終生的、充滿傲慢的回答：“讓他們來吧！”與此同時，巴頓將軍麾下那位精明過人的情報主管奧斯卡·科克上校，也早在11月23日就準確判斷，德軍已經具備了發動大規模反攻的全部能力。
這場情報上的慘敗，其根源並非缺少信息，而是缺少正確的“情景構建”。這是一次認知上和製度上的徹底失敗。
德軍即將崩潰的敘事，在盟軍高層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於所有與之相悖的證據，要麼被直接忽視，要麼被強行重新解讀，以適應那個已經寫好的“勝利劇本”。諾曼底登陸後的一路高歌猛進，催生了一種強烈的“勝利病”——一種堅信敵人已經燈儘油枯、不堪一擊的信念。
這種信念，成為了盟軍高層情報參謀們的主導分析框架。當那些暗示德軍進攻能力的證據出現時——比如大島浩的電報、第6裝甲集團軍的組建——它們與這個框架發生了劇烈的衝突。情報分析師們，以及像布拉德利這樣的指揮官，沒有選擇修正自己的框架，而是選擇了扭曲證據。德軍的集結，被他們想當然地解讀為防禦性措施，或者是為了穩定戰線的、絕望的掙紮，而不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大規模進攻的前奏。這是一個典型的“確認偏誤”案例，即有選擇地搜尋和解讀信息，來支持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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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來自內部情報主管如斯特朗和科克），以及前線士兵那些最直接警告的漠視，暴露了盟軍高層一種危險的、智識上的傲慢。這場情報上的失敗，歸根結底，是一場想象力的失敗。他們無法想象，一個他們認為已經失敗的敵人，還會做出如此瘋狂的舉動。
戰鬥打響後的最初48小時，是一片混亂的多視角景象。德軍的三路大軍，如同三支巨大的鐵拳，狠狠地砸向了盟軍那條薄如蟬翼的防線。
北翼：由賽普·迪特裡希指揮的第6黨衛軍裝甲集團軍，是此次攻勢的絕對主力，其最終目標，直指安特衛普。然而，他們從一開始就踢到了鐵板。在埃爾森伯恩山脊，他們遭遇了美軍第2和第99步兵師極其頑強的抵抗。這片不起眼的高地，成為了德軍裝甲洪流無法逾越的障礙，他們的進攻立刻陷入了泥潭，造成了致命的延誤，也讓迪特裡希氣得直跳腳。
中路：由戰術嫻熟的哈索·馮·曼陀菲爾將軍指揮的第5裝甲集團軍，取得了最具戲劇性的初步成功。他的部隊如同一把燒紅的利刃，輕鬆切開了美軍第106和第28步兵師的防線。部署在施內費爾山區的第106師，即“金獅師”，幾乎被完全包圍和摧毀。該師的兩個步兵團，約7500人，在陷入重圍、彈儘糧絕後被迫投降，這成為美國軍事史上，除了巴丹死亡行軍之外，最慘重的一次單次投降事件。曼陀菲爾的兵鋒，直指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南翼：由埃裡希·布蘭登貝格爾將軍指揮的第7集團軍，其構成主要是缺乏經驗的國民擲彈兵師，幾乎沒有任何裝甲車輛或機動運輸工具。他們的任務，是純粹防禦性的：掩護主攻部隊那暴露的、長長的南翼，以抵禦那個他們知道遲早會來的、巴頓將軍的第3集團軍必然會發起的雷霆反擊。
從美國大兵的視角來看，尤其是那些倒黴的第28“血桶”師和第106師的士兵，戰場上隻有純粹的混亂。目擊者的描述，充滿了恐慌、建製被打散、軍官失去控製，以及向西的絕望潰退。在最初的幾天裡，德軍俘虜了大約1萬名美軍士兵，繳獲了大量的裝備和物資。一時間，德軍似乎真的要重演1940年的奇跡了。
在第6黨衛軍裝甲集團軍的鐵流中，有一支部隊，成為了這場戰役中最冷酷、也最臭名昭著的象征。它就是由黨衛軍上校約阿希姆·派普指揮的“派普戰鬥群”。這支部隊，作為黨衛軍王牌中的王牌——第1黨衛軍“阿道夫·希特勒警衛旗隊”師的裝甲先鋒，其推進的路線，是一條由鮮血、暴力和毀滅鋪就的道路。
派普戰鬥群的任務，是像一把尖刀，以最快的速度，奪取列日和於伊之間的馬斯河橋梁，為整個集團軍後續部隊打開通往安特衛普的康莊大道。然而，他們的行動從一開始就比計劃晚了超過24小時。為了急於追趕進度，派普無視了預定路線上的重重阻礙，自行決定繞道，並在比利時小鎮比林根，意外繳獲了一個小型的美軍燃料庫，這讓他暫時鬆了一口氣。
12月17日，在馬爾梅迪附近的包涅茲十字路口，派普的部隊截住了一支正在轉移的美軍第285野戰炮兵觀察營的車隊。大約120名裝備輕武器的美軍士兵，在短暫而無望的交火後投降。
隨後，這些美國戰俘，被集中在一片白雪皚皚的田野裡，遭到了德軍士兵用機槍的瘋狂掃射。最終，有84名美軍戰俘被殘忍地殺害。幸存者之一，肯尼思·艾倫斯中士，通過裝死幸免於難。他後來在法庭上作證說，他親眼看到黨衛軍士兵在屍體堆中行走，用手槍，對任何仍在呻吟或呼吸的人，冷靜地補上一槍。
然而，到了12月19日，奇襲的效果已經蕩然無存。美軍的抵抗變得異常頑強和凶狠。派普的戰鬥群，不斷遭遇被美軍工兵及時炸毀的橋梁和精心設置的路障。尤其是在斯塔沃洛和斯圖蒙地區，他們遭到了美軍精銳的第30步兵師“老山胡桃”的有力阻擊，寸步難行。
派普的推進之路，變成了一部不斷累積挫敗感的悲劇。他曾對著地圖憤怒地抱怨，說這裡的地形“隻適合自行車隊，根本不適合坦克集群”。交通堵塞和那該死的、致命的燃料短缺，像噩夢一樣始終困擾著他。
他的前進，最終在比利時的一個小村莊——拉格萊茲，徹底停滯不前。12月24日，在耗儘了最後一滴燃料、打光了大部分彈藥，並陷入美軍重重包圍之後，派普被迫做出了一個令他心如刀絞的絕望決定：他下令，將戰鬥群所有剩餘的坦克和裝甲車輛，包括數輛嶄新的、威風凜凜的“虎王”重型坦克，全部就地炸毀。然後，帶領著大約800名殘兵敗將，徒步穿越冰冷的森林，狼狽地逃回了德軍的戰線。
“派普戰鬥群”的經曆，正是整個阿登攻勢失敗的完美縮影。它清晰地展示了，最初的戰術成功和野蠻行徑，是如何最終被後勤的枯竭、美軍出人意料的堅韌抵抗，以及無情的地形所抵消的。馬爾梅迪慘案的消息，如野火般傳遍了整個盟軍戰線，非但沒有摧毀美軍的戰鬥意誌，反而激起了他們強烈的、近乎瘋狂的複仇心。許多美軍部隊，都下達了“不接受黨衛g軍投降”的命令，這使得一場戰役，演變成了一場不留情麵的、血債血償的殊死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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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在拉格萊茲，派普下令炸毀他那些代表著第三帝國最高工業水平的裝甲巨獸的場景，成為了整個攻勢最完美的隱喻：一台強大無比的戰爭機器，僅僅因為缺乏燃料，就變成了一堆動彈不得的、無能為力的廢鐵。
為了配合主攻，德軍還精心策劃了兩場旨在盟軍後方製造巨大混亂的特種作戰。
第一項，是“獅鷲行動”，由那位因成功營救墨索裡尼而名聲大噪的黨衛軍傳奇突擊隊長——奧托·斯科爾茲內領導。這個由希特勒親自構想的計劃，雄心勃勃：派遣一支由講著一口流利美式英語的德國士兵組成的特種部隊，他們將穿著繳獲的美軍製服，駕駛著漆有白星標誌的美軍吉普車和坦克，滲透到盟軍戰線後方，去奪取馬斯河上的關鍵橋梁，下達假命令，倒轉路邊的路標，製造全麵的、係統性的混亂。
然而，“獅鷲行動”的現實，與宏偉的構想，相去甚遠。行動從一開始就受到物資短缺的嚴重困擾。斯科爾茲內東拚西湊，最終隻得到了兩輛狀況不佳的謝爾曼坦克，以及少量的吉普車和卡車。他甚至不得不將德國自己的豹式坦克，塗上橄欖綠色，再焊上幾塊鋼板，來笨拙地偽裝成美軍的10坦克殲擊車。更關鍵的是，他手下那2000多人的特種旅裡，隻有大約10名士兵，能夠講出不帶德國口音的、地道的美式英語。
儘管如此，“獅鷲行動”在戰術上雖然慘敗，未能奪取任何一座馬斯河的橋梁，但在心理上，卻取得了巨大的、意想不到的成功。它在整個盟軍後方，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斯科爾茲內恐慌症”。美軍的憲兵在每個路口都設下路障，神經質地盤問每一個過路的人。為了甄彆身份，他們會問一些隻有美國人才知道答案的刁鑽問題，比如“誰是貝蒂·格拉布爾的丈夫？”或者“芝加哥小熊隊的二壘手是誰？”。
這種草木皆兵的猜忌，導致了大量的交通堵塞和數起友軍誤擊事件。甚至連奧馬爾·布拉德利將軍本人也被抓了，一個緊張的憲兵用槍指著問布拉德利：美國女明星貝蒂·格拉布爾的二婚丈夫是誰？一個將軍哪能知道這些事啊，結果布拉德利被當成間諜給抓了起來！
第二項特種作戰，是“麻雀鷹行動”。這是一次夜間傘降行動，由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馮·德·海特上校率領的一支傘兵部隊執行，任務是奪取馬爾梅迪附近的一個重要十字路口，為派普戰鬥群開路。這次行動，從頭到尾，都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在惡劣的天氣和盟軍高射炮火的乾擾下，經驗不足的運輸機飛行員將傘兵們吹得七零八落，撒遍了方圓幾十公裡的區域。這支部隊從未能有效集結以執行任務，最終隻能像小股遊擊隊一樣零星作戰，很快就被美軍肅清了。
德軍的這兩場特種作戰，展現了其對心理戰的深刻理解，但在後勤和執行上，卻暴露了徹底的失敗。他們製造的混亂是真實存在的，但終究隻是一個未能影響戰役最終結果的插曲。對滲透者的恐懼，遠比滲透者本身，更具破壞力。
在德軍裝甲洪流的衝擊下，兩個名不見經傳的比利時小鎮——聖維特和巴斯托涅——出人意料地，成為了決定整個戰役走向的關鍵支點。它們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其四通八達的公路網，對德軍的快速推進、補給輸送和兵力調動至關重要。德軍那份精確到小時的進攻時間表，能否實現，完全取決於能否在第一時間，迅速拿下這兩個地方。
德軍的計劃，要求在12月17日下午6點之前，必須占領聖維特。然而，這裡的防禦戰，變成了一場混亂但極其英勇的即興表演，其指揮核心，是美軍第7裝甲師b戰鬥群的指揮官，布魯斯·克拉克準將。
克拉克準將抵達聖維特時，看到的是一片恐慌和崩潰的景象。第106步兵師的殘部正潮水般退下來，整個指揮係統已經癱瘓。麵對困境，克拉克迅速行動起來，他像一個經驗豐富的交通警察，將自己陸續抵達的第7裝甲師部隊，與被打散的第106師和第28師的殘部，強行重新組織起來，圍繞著聖維特，構成了一道臨時的、馬蹄形的防線。
克拉克運用了極富侵略性、靈活性和機動性的防禦戰術。他深知自己兵力遠遜於德軍，死守硬拚等於自殺。於是，他不斷地調動自己的坦克和坦克殲擊車部隊，像消防隊一樣四處救火，精準地打擊德軍裝甲縱隊的薄弱環節，然後有序地交替後撤，用寶貴的空間，來換取更寶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