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們說到，美、英、蘇三巨頭在德國波茨坦召開會議，核心議題就是敲定戰後安排以及對日作戰方針。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共同發布《波茨坦公告》，明確敦促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然而，日本政府卻以所謂“默殺”的態度置之不理。杜魯門心知——是時候亮出那張足以改寫戰爭結局的底牌了：原子彈。
說起原子彈這個“終極大殺器”到底是怎麼來的。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咱們先聊聊一個更有意思的話題：咱們人類的科技，到底是怎麼發展的？
咱們先看看今天的生活。可以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被各種各樣的高科技給緊緊包圍著。這些科技給我們帶來了過去的人們想都不敢想的便利。
就拿你我口袋裡都離不開的智能手機來說，方寸之間，我們就能跟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朋友視頻聊天，能看電影、能處理工作，它幾乎成了我們身體的一個“外接器官”。再比如飛機，以前從北京到倫敦，坐船得幾個月，現在呢？睡一覺，看兩部電影，十幾個小時，你就已經站在地球的另一邊了。還有我們每天開的汽車、用的電腦、看的電視……這些我就不一一舉例了，它們已經像空氣和水一樣，融入了我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但是，大家有沒有停下來想過一個問題：這些讓人驚歎的高科技，它們的發源地，究竟是哪裡？
有個很殘酷的現實：我們今天所享受的很多尖端科技的“老祖宗”當然不是全部），其實都誕生於一個我們最不願提及的場景——戰爭。
聽到這兒，您可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舉幾個例子您就明白了。
第一個例子，飛機。我們都知道，飛機是美國的萊特兄弟發明的，但他們發明的飛機，用的是搖搖晃晃的活塞發動機，帶動螺旋槳轉動。這種飛機的速度，是有物理極限的。那麼，是誰讓飛機擺脫了螺旋槳，進入了“噴氣時代”呢？是德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為了爭奪製空權，率先發明了成熟的渦輪噴氣發動機，並把它裝在了戰鬥機上，這就是世界上第一款投入實戰的噴氣式戰鬥機——e262。
您可以想象一下，當盟軍的飛行員還在駕駛著“嗡嗡”作響的螺旋槳飛機時，突然看到一架沒有螺旋槳、像幽靈一樣從天邊呼嘯而過、快得連瞄準都困難的德國飛機，那是一種怎樣的震撼和恐懼？這就好比我們今天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輛沒有輪子，卻在貼地飛行的汽車，你的世界觀都會受到衝擊。而這項誕生於戰火的技術，最終演變成了我們今天所有民航客機的動力核心。
第二個例子，計算機。如今，計算機是我們工作、學習、娛樂的核心工具。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義上的電子計算機，可不是為了讓你我打遊戲或者看電影而發明的。它的催生者，是英國一位偉大的天才科學家——艾倫·圖靈。二戰期間，為了能快速破譯德國海軍u型潛艇使用的、被認為無法破解的“恩尼格瑪”密碼，圖靈臨危受命，發明了一台巨大的、能夠進行高速運算的機器。這台機器，就是所有現代計算機的“太爺爺”。它在戰爭中拯救了無數盟軍士兵的生命，也為信息時代的到來，敲響了第一聲鐘。
第三個例子，我們頭頂的航天科技。今天我們看到火箭發射，把宇航員和探測器送入太空，都會感到無比自豪。但現代航天火箭的共同鼻祖，是納粹德國在戰爭末期研發的v2導彈。這是一種用來向倫敦等盟國城市發動恐怖襲擊的武器，從數百公裡外發射，以超音速砸向目標，根本無法攔截。戰爭結束後，美蘇兩國都瘋搶德國的火箭技術和科學家。v2導彈的總設計師馮·布勞恩，後來就被美國人“請”了過去，成為了美國宇航局的頂梁柱，一手主導設計了將人類首次送上月球的“土星五號”運載火箭。你看，一件來自地獄的複仇武器，最終卻為人通往星辰大海鋪平了道路。
第四個例子，我們現在人人都離不開的芯片。它的全名叫“矽晶芯片”，是我們手機、電腦、智能家電甚至汽車裡的大腦。但您知道嗎？這項深刻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技術，最早的應用場景，同樣冰冷而致命。1959年，美軍在越戰率先將早期的矽晶芯片用在了空對地導彈和製導炸彈上。在此之前，飛機投彈基本靠飛行員的肉眼和感覺，屬於“天女散花”，炸中全靠運氣。但有了芯片製導，炸彈就相當於長了“眼睛”，可以精確地飛向目標。從此，過去那種地毯式的、效率低下的轟炸方式成為了曆史，“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登上了軍事舞台。
可以說，有太多太多的科技，它們的第一聲啼哭，都是在兵工廠和軍事實驗室裡完成的。它們先被鍛造成最鋒利的“矛”和最堅固的“盾”，在戰場上經過了血與火的考驗之後，才慢慢地“脫下軍裝”，走進我們的日常生活，轉為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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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們前麵說的芯片技術，正是因為有了圖靈機和早期軍用芯片的底子，才一步步衍生出了我們今天的手機cpu、電腦cpu，以及在人工智能領域大放異彩的gpu圖形處理器）。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戰爭是什麼好事嗎？
當然不是！我絕不是在宣揚戰爭的好處。但這背後，其實藏著一個非常底層的邏輯，這個邏輯就在於兩個字——競爭。
和平時期的競爭，比如公司之間搶市場、運動員之間爭金牌，雖然也很激烈，但總歸是有規則、有底線的。
而戰爭，是人類社會最極端、最殘酷、最沒有底線的終極競爭。
它帶來的競爭力是無與倫比的，因為賭注不再是金錢或榮譽，而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在這樣的時刻，國家會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投入的資源也是空前絕後的，可以說是“不計成本、不惜一切代價”。所有最聰明的大腦、最寶貴的物資、最雄厚的資金，都會被擰成一股繩，朝著同一個目標發力：贏！
正是在這種極端的生存壓力和無限的資源投入之下，科技的發展會被按上一個超高速的“快進鍵”。
那麼，您可能會問，二戰結束以後，世界和平了，這種“戰爭催生科技”的模式是不是就停止了呢？
恰恰相反。它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換上了一副新的麵孔，進入了更激烈的階段。
二戰結束後，世界並沒有迎來真正的和平，而是迅速滑入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雖然不再是炮火連天的“熱戰”，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覆蓋全球的終極對峙。這場對峙的激烈程度，絲毫不亞於一場世界大戰。
我們今天回頭看，會發現美國在戰後的幾十年裡，同樣開啟了一場令人目不暇接的科技大爆發，尤其是在軍事領域。我們現在常常聽到的那些如雷貫耳的“大國重器”，很多都誕生於那個時代：
核動力航空母艦：它不再是需要頻繁補充燃料的普通軍艦，而是一座擁有幾乎無限續航能力、可以全球部署的海上城市和移動國土。
b2隱形戰略轟炸機：它那科幻的飛翼造型，不僅僅是為了好看。它像一個來自未來的幽靈，可以悄無聲息地突破地球上最嚴密的雷達防空網，將毀滅性的打擊力量投送到任何一個角落。
f22“猛禽”戰鬥機：它被譽為“天空的王者”，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義上的第五代戰鬥機，集隱身、超音速巡航、超機動性於一身，它的出現，直接重新定義了“空中優勢”這個詞。
看到這些，我們得明白，這倒不是說某個國家的科學家就比其他國家的要聰明多少。其最本質的底層邏輯，依然是我們前麵反複提到的那兩個字——競爭。
隻不過，這一次的競爭對象，換了一個。
這個對手，我想不用我多說，大家心裡也都清楚，就是那個曾經的盟友，後來的紅色巨人——蘇聯。
在整個冷戰期間，美蘇兩國都將對方視為心腹大患，都害怕對方在科技上取得突破，從而打破戰略平衡。於是一場空前絕後的軍備競賽就此展開，雙方都把天文數字般的國家資源，投入到了軍事科技的研發當中。你搞出了新式坦克，我就要搞出更厲害的反坦克導彈；你把衛星送上了天，我就要把人送上月球。
正是在這種“你追我趕、唯恐落後”的巨大壓力之下，人類的科技樹，又一次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給“點亮”了。而我們故事的主角——原子彈，正是開啟這場全新競爭模式的“發令槍”。
咱們故事的開頭，既不在美國的秘密基地，也不在英國的首相官邸，而是在納粹德國的心臟——柏林的一個化學實驗室裡。
時間是1938年12月，離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還不到一年。在柏林的威廉皇帝化學研究所裡，有兩個德國化學家，一個叫奧托·哈恩，一個叫弗裡茨·施特拉斯曼。這倆人當時正在做一個實驗，就是用一種叫“中子”的小粒子，去轟擊地球上最重的元素——鈾。他們想乾嘛呢？他們是希望能像煉金術一樣，創造出比鈾還重的、自然界不存在的新元素。
但是，實驗結果出來後，倆人全懵了。他們在反應後的殘留物裡，翻來覆去地檢測到了一種叫“鋇”的元素。這就怪了，鋇這個東西，原子量差不多隻有鈾的一半。這完全不符合當時全世界物理學家都知道的定律啊！這就好比你往一個密封的箱子裡塞進去一個大西瓜，搖了半天，結果打開一看，裡麵沒有西瓜，卻多出來了兩個柚子。這怎麼可能呢？
哈恩是個非常嚴謹的化學家，他把實驗重複了一遍又一遍，確信自己的化學分析絕對沒問題——那玩意兒就是“鋇”。但他想破了腦袋，也無法從物理學上解釋，一個好端端的鈾原子核，怎麼就“爆炸”成了兩塊更小的東西呢？他給朋友寫信說：“這事兒太詭異了，我們化學家沒法解釋，可能隻有你們物理學家能想出什麼異想天開的說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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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異想天開”的答案，來自一位被迫流亡的女科學家。她叫莉澤·邁特納，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奧地利籍猶太裔物理學家。她跟哈恩是長達三十年的老搭檔、老朋友，可以說是那個實驗室的靈魂人物。但是，因為納粹德國瘋狂地迫害猶太人，就在幾個月前，她被迫像逃犯一樣，孤身一人逃離了柏林，在瑞典找到了一個落腳點。
哈恩把自己那個燒糊塗的實驗結果，寫信告訴了遠在瑞典的邁特納。接下來，就是科學史上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時正值聖誕假期，邁特納的外甥、同樣是物理學家的奧托·弗裡施來看望她。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冬日，姑侄倆在雪地裡散步。邁特納手裡拿著哈恩的信，腦子裡反複琢磨著那個“西瓜變柚子”的難題。
突然，一道靈光閃過她的腦海！她意識到，鈾原子核並不是被中子“擊碎”了，而是像一個灌滿了水、極不穩定的氣球。當中子這個“針尖”輕輕一碰，它就從中間一分為二，分裂成了兩個更小的“水滴”也就是鋇和其他元素）。更關鍵的是，她通過計算發現，在這個分裂的過程中，會釋放出巨大到難以想象的能量！
弗裡施立刻被姑媽這個大膽的想法給震驚了。他借用了生物學裡細胞分裂的術語，給這個全新的物理現象起了個名字，叫“核裂變”。
這個在瑞典雪地裡誕生的想法，很快就被實驗證實了。消息像野火一樣，迅速傳遍了全世界的物理學界。所有人都明白，人類打開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門，門後是無儘的能源，也可能是無儘的毀滅。
然而，這個偉大的科學發現，從一開始就蒙上了一層悲劇色彩。1944年，諾貝爾化學獎單獨頒給了哈恩，以表彰他“發現了重核裂變”。而在戰後，哈恩為了撇清和納粹的關係，也為了獨占這份榮譽，刻意在各種場合淡化甚至否認了邁特納的決定性貢獻，硬生生把這個物理和化學結合的偉大發現，說成是他一個人的化學成就。
儘管如此，曆史最終還是給了邁特納應有的評價，她後來被很多人尊稱為“原子彈之母”。核裂變的發現過程，本身就預示了整個原子彈故事的基調：一邊是人類智慧最輝煌的勝利，另一邊，則交織著政治的動蕩、人性的偏見和巨大的不公。
要說曼哈頓計劃，就不能不提它那個堪稱“地表最強”的科學家團隊。但最有意思的是，這個團隊的智力核心，根本不是美國本土培養的，而是一大群為了躲避法西斯，從歐洲逃亡而來的天才大腦。可以說，這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一次“智力大遷徙”，也是希特勒和墨索裡尼親手送給對手的一份、足以決定戰爭勝負的“超級大禮包”。
在20世紀30年代，歐洲的學術風氣可以說是急轉直下。隨著納粹在德國、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崛起，一股反猶主義的惡浪席卷了整個歐洲。當時的德國，可是世界理論物理學的中心，有著哥廷根大學這樣的科學聖地。但納粹一上台，就頒布了一係列種族法令，把所有猶太裔的學者，不管你多有才華、多大貢獻，統統趕出了大學和研究所。
這場瘋狂的迫害，直接導致了一場規模空前的人才外流。這些被趕走的科學家，最終都成了美國原子彈計劃的“發動機”。我們來看看這個“複仇者聯盟”的名單：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位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家，在希特勒上台後，立刻就放棄了德國國籍，定居在美國普林斯頓，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一麵旗幟。
恩裡科·費米：這位意大利的物理學巨匠，因為他的妻子是猶太人，也受到了墨索裡尼種族法律的威脅。1938年，他接到通知去瑞典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物理學獎。他靈機一動，策劃了一出完美的“勝利大逃亡”：帶著全家人，以領獎為名離開意大利，領完獎後，壓根沒回家，直接坐船去了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