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新開辟出的培訓區內，氣氛與科研核心區的嚴謹高效格格不入。四周的封閉式崗前培訓才進行到一半，就已經顯露出令人頭疼的疲態。
最讓中方培訓師們無奈的是那種“積極的懶漢”。
比如那個麵試時看起來很機靈的所羅門。課堂上，他總能最快地舉手回答問題，用流利的英語複述培訓師剛剛講過的要點，顯得格外投入和聰明。但一旦到了實操環節，需要下地動手時，他就開始“發揮”他的“協調”特長。
“老師，我覺得那邊的灌溉水管好像有點漏水，我去檢查一下！”
“老師，塔裡庫好像不太明白這個操作，我去幫他翻譯解釋一下！”
他總是能找到各種聽起來冠冕堂皇的理由，巧妙地避開最臟最累的體力活，穿梭在田間地頭，指手畫腳，看似忙碌，實則汗都沒出幾滴。培訓師幾次想抓他個現行，卻都被他滑溜地躲了過去，還一臉“我為團隊操心”的無辜表情。
更多的學員則是表現出一種普遍的、慢節奏的懈怠。早上集合遲到是家常便飯，理由是“表壞了”或者“睡過頭了”。示範操作時，眼神飄忽，心思顯然不在那。要求重複練習時，就磨磨蹭蹭，動作拖遝，仿佛按了慢放鍵。下午的課，更是哈欠連天，有人甚至能靠著牆根直接睡著。
在這種氛圍下，像塔裡庫和阿瑪尼這樣的學員，就顯得格外突出，也格外孤獨。
塔裡庫是真正的“動手派”。他話不多，總是悶著頭，培訓師教的每一個動作，他都一遍遍練習，直到熟練。他的筆記本上畫滿了各種器械的簡易圖和操作步驟，雖然字寫得歪歪扭扭，但記錄得極其認真。彆人休息時，他常常還在擺弄那些器械，或者抓一把土在手裡搓撚，嘗試分辨培訓師講的不同質地。他的手上很快就磨出了新繭，但他毫不在意。
阿瑪尼則是“理論派”的代表。她課堂筆記做得一絲不苟，經常追著培訓師問問題，有些問題甚至相當深入，顯示出她紮實的學術基礎和對知識的渴望。她對於“為什麼這麼做”的興趣，遠大於簡單地模仿操作。但在分組實操時，她也會挽起袖子，毫不介意泥濘，雖然動作可能不如塔裡庫熟練，但態度極其端正。
然而，他們的努力往往顯得勢單力薄，甚至有時會遭到其他學員隱形的排擠或嘲笑，被認為是在“討好中國人”或者是“傻乾活”。
第一批十五名學員培訓結束時，經過嚴格考核，隻有塔裡庫、阿瑪尼和另外兩人完全達到要求，所羅門等幾人勉強及格，其餘近一半人不合格。
方稷和趙老態度堅決，將不合格者全部退回，並要求政府推薦第二批學員。他們相信，隻要標準嚴格，總能篩選出合適的人才。
然而，第二批學員的情況甚至比第一批更糟。或許是因為第一批被退回的人傳播了消息，第二批學員中混日子的心態更加明顯，連表麵文章都懶得做，直接躺平的大有人在。培訓結束後，能達到要求的，竟然隻有三人。
兩批學員，近三十人，最終留下的，隻有寥寥七人，遠遠無法滿足項目初期的人力需求。
眼看項目進度因為人手短缺而不斷延誤，李振邦不得不找方稷和趙老進行了一次深談。
在三人的臨時辦公室裡，李振邦開門見山：“方教授，趙老，關於本地學員培訓的事情，我想我們需要更…現實一點地看待問題。”
方稷眉頭緊鎖：“現實？振邦，我們的標準已經是最低要求了！連最基本的操作規範和勞動紀律都達不到，以後怎麼指望他們獨立工作？這是對項目負責！”
趙老也附和道：“沒錯！寧缺毋濫！要不然，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李振邦歎了口氣，給他們各倒了一杯茶，語氣平和但內容卻格外犀利：“二位的堅持，從技術和質量角度，我完全理解，也百分百支持。但是，我們現在不是在中國的試驗站，我們是在埃塞俄比亞，在一個政治、文化、社會習慣都完全不同的環境裡做項目。”
他頓了頓，繼續道：“這裡的社會運行規則，有時就和他們的工作效率一樣，不是非黑即白的。‘關係’、‘人情’、‘部落背景’，這些因素的重要性，有時遠超個人的能力。我們連續兩批退回這麼多人，已經讓當地合作部門有些難堪了。繼續這樣‘高標準、嚴要求’下去，我擔心不僅人招不滿，可能還會得罪一些原本可以合作的力量，給項目帶來無形的阻力。”
“那我們難道就降低標準，濫竽充數？”方稷的聲音提高了些，帶著科研工作者的執拗。
“不是降低核心技術的標準。”李振邦耐心解釋，“而是在‘人’的管理上，可能需要一些靈活和變通。比如，對於像所羅門那樣有點小聰明、愛偷懶但確實有點用的人，能不能把他放在一個更需要動嘴而不是動手的崗位？對於大多數效率不高的普通學員，我們能不能加強監督，製定更清晰、更簡單的任務量和獎懲製度？讓他們明確知道，乾得多、乾得好，就能拿得更多？”
他看著兩位老教授：“我們需要的是把項目推動下去，而不是培養完美的科學家。有時候，‘過得去’、‘能運轉’，比‘最優解’更重要。這叫‘過得去主義’，在很多國際項目中，這是無奈的生存智慧。”
方稷和趙老沉默了。他們明白李振邦說的是實情，是他們在書齋和實驗室裡很少需要麵對的、複雜而粗糙的現實。
“可是…”方稷還想掙紮。
“沒有那麼多可是了，方教授。”李振邦語氣溫和卻堅定，“時間不等人，雨季就快過了。我們必須儘快讓示範田動起來。下一批學員，隻要沒有原則性問題，基礎體力還行，我們就儘量收，然後在工作中慢慢淘汰、慢慢培養。同時，我會加緊從國內協調更多短期支援的技術工人過來救急。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了。”
最終，方稷和趙老艱難地妥協了。他們意識到，在異國他鄉推動一項宏大事業，不僅要克服技術的難關，更要學會與不儘人意的現實共處，在堅持與妥協之間找到那條艱難的、卻能帶領項目前行的道路。純粹的理想主義，在這裡，需要披上一層現實的鎧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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