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按部就班地往來於火藥局、兵部衙門和裕王府之間。
火藥局的改製已步入正軌，高效的生產流程和嚴格的質量管控體係已然建立，工匠們士氣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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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恪的關注點開始轉向更大規模擴產的可行性研究，同時秘密籌備著新式火器的研發，和火器製造並入火藥局的一體式計劃。
兵部的事務則繁雜依舊。
各地衛所糜爛的奏報、軍餉拖欠的告急文書、將領升遷調動的爭議，如同雪片般堆滿案頭。
陳恪以其特有的高效和務實作風處理著，該駁回的駁回，該協調的協調，該壓下的壓下。
而北麵韃靼及蒙古各部蠢蠢欲動的消息，幾乎年年都有，今年似乎也並無特彆。
對於這些消息，兵部上下，乃至內閣，並未給予過多重視。
畢竟，在明朝與蒙古長達兩百年的對峙中，這種“蠢蠢欲動”幾乎是每年的必備節目。
但是陳恪尤其重視來自北疆的軍報。
因為陳恪非常了解其背後的深層邏輯。
遊牧經濟極其脆弱，一場“白災”——指特大雪災，就足以讓大批牲畜死亡，使整個部落陷入生存危機。
為了生存，南下劫掠富庶的農耕地區，便成為其最直接的選擇。
此外，原本的曆史上明朝斷絕“馬市”邊境貿易，斷絕了蒙古貴族獲取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的穩定渠道，也加劇了其通過武力掠奪的衝動。
這種基於生存壓力的周期性寇邊，如同草原上的季風，年複一年，似乎成了大明北疆無法擺脫的宿命。
如果細挖更深層的原因，則可能是蒙古部落內部權力更迭時，新上台的首領往往需要通過對外戰爭來樹立威望，鞏固統治。
俺答汗作為此時蒙古最具實力的首領，其野心和行動力都不容小覷。
曆史上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變”，俺答汗大軍兵臨北京城下的恥辱，在這個時空雖因他的預警和常遠山的協助得以避免重演，但蒙古的威脅從未真正解除。
俺答汗雄踞河套，實力雄厚，其野心絕非小打小鬨的劫掠所能滿足。
這些看似“常態”的異動，在他眼中，更像是風暴來臨前的漣漪。
因此，陳恪要求北線邊鎮和兵部職方司提高警惕，加強偵測，不可因循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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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王朱載坖經曆了景王薨逝的風波後，地位愈發穩固，心態也平和了許多。
陳恪在裕王府的講讀，則注重引導裕王關注實務。
他結合東南抗倭、北邊防務、乃至最近的江西倭患與俞大猷事件，深入淺出地剖析國策得失、吏治弊端、用人之道，潛移默化地塑造著這位未來儲君的政治視野和施政理念。
裕王也常就一些敏感政事私下征詢其意見，因景王已逝，陳恪的顧忌也少了許多，經常是知無不言的態度。
至於嘉靖帝最看重的青詞撰寫，陳恪如今已能從容“甩鍋”。
新科狀元、他的狂熱“門生”陳謹，在青詞一道上展現了驚人的天賦和熱情。
陳恪隻需在閒暇時，將自己結合後世知識“包裝”好的“天道感悟”、“祥瑞征兆”等核心思路稍加點撥，陳謹便能引經據典，鋪陳辭藻，炮製出辭藻華麗、玄之又玄、深得嘉靖帝歡心的“上佳”青詞。
這大大解放了陳恪的精力，讓他能將更多心神投入到真正關乎國運的實務之中。
日子，就在這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藏機鋒的節奏中一天天滑過。
京城的輿論場關於“誰救了俞大猷”的爭論漸漸淡去，被新的談資取代。
嚴嵩在府中“靜養”，徐階主持內閣日常，趙貞吉忙於賑災後續和戶部錢糧調度，高拱在兵部與陳恪配合日漸默契，張居正則如潛龍在淵，默默觀察，積蓄力量。
直到一份標注著“十萬火急”、來自宣大總督的八百裡加急塘報，如同驚雷般打破了這短暫的平靜，重重砸在了兵部尚書高拱和右侍郎陳恪的案頭——俺答汗親率數萬鐵騎，突破邊牆，兵鋒直指宣府大同！
其來勢之洶，規模之大，遠超往年例行襲擾。
北疆，狼煙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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