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春末。
一支規模遠超尋常、儀仗森嚴的隊伍，離開了京城，沿著運河官道，向南而行。
隊伍前方是八名騎乘駿馬、身著飛魚服、腰佩繡春刀的錦衣衛緹騎開道，眼神銳利，掃視前方，凜然不可侵犯。
其後是四名宮中內侍，騎著溫順的騾馬，居中一人雙手恭敬地捧著一個明黃色綢緞嚴密包裹、火漆封緹的紫檀木盒，裡麵便是那份需親交胡宗憲之手的密旨。
再往後，竟是四名身著青袍、頭戴烏紗的禮部儀製清吏司官員，他們神情肅穆，一絲不苟，維護著天使傳旨的皇家威儀與規程。
隊伍的核心，是一輛寬敞堅固、裝飾著靖海伯徽記的馬車。
陳恪一身緋色常服，坐在車內，車窗簾幕微掀，目光投向窗外不斷向後掠去的初春景致。
車轅上，阿大親自駕車，目光十分的警惕。
馬車前後，另有二十餘名陳恪的伯府親隨家將，皆騎馬佩刀，護衛左右。
如此陣仗，傳一道旨意，規格之高，遠超尋常。
尤其是禮部官員的隨行，更透著一股“宣示恩賞、昭告規儀”的意味。
旅途漫長，運河波瀾不驚，兩岸楊柳漸綠。
陳恪的思緒，卻如車外不斷變換的風景，起伏不定。
嘉靖的用意，其實並不難猜。
他身為兵部右侍郎，即便近日“養傷”，亦有權限查閱過往的軍情奏報與邸抄。
他腦海中清晰地浮現出近幾月來自浙直總督府的係列公文。
與去歲同期的“捷報頻傳”、“倭患漸靖”相比，近來胡宗憲上奏的文書，語氣雖依舊沉穩，但所陳述的情勢，卻微妙地變得“嚴峻”起來。
“倭寇殘部流竄突襲，雖斬獲頗豐，然其行蹤愈發飄忽，難以儘殲……”
“沿海衛所兵備廢弛，遇敵則潰，致使小股倭寇屢屢登岸滋擾……”
“籌餉艱難，兵士時有怨言，恐非長久之計……”
這些奏報，單看每一份似乎都情有可原，倭寇本就狡猾，邊軍積弊亦非一日之寒。
但將時間線拉長，其變化的趨勢，卻隱隱勾勒出一幅“東南複又暗流湧動”的圖景。
陳恪甚至能想象到，嚴嵩在得知楊順倒台、自身地位岌岌可危之時，會如何暗中向遠在東南的胡宗憲傳遞訊息。
那訊息或許並非直白的命令，而更可能是一種心照不宣的暗示：
“汝貞啊……東南之重，係於你一身。倭寇……不能不剿，卻也不必……急於求成，畢其功於一役。邊鎮安寧，方顯你坐鎮之功，朝廷……也方能記得你的辛苦。”
這並非一定是嚴嵩明確指示胡宗憲“養寇自重”，但那種“維持現狀、凸顯重要性、以拖待變”的意味，幾乎呼之欲出。
胡宗憲是能臣，也是官場中人，他不可能聽不懂這弦外之音。
於是，東南的倭患，在奏報上，便從“即將平定”悄然變成了“仍需時日”、“時有反複”。
嘉靖皇帝是何等精明之人？
他或許沒有確鑿證據證明胡宗憲謊報軍情，但他絕對能嗅到這其中的政治氣息——嚴黨在利用東南的軍事壓力，作為自保的籌碼！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嘉靖要徹底扳倒嚴黨，就不能不處理胡宗憲這一環。
胡宗憲手握東南兵權，是嚴嵩一手提拔起來的重臣，若他心懷怨望，或為保嚴嵩而真的在東南生出大亂子，那後果不堪設想。
東南是財賦重地，絕不容有失。
但反過來，若貿然處置胡宗憲，東南抗倭大局由誰接手？
誰能保證平穩過渡？徐階？高拱？他們的人未必懂軍務，能鎮得住場子。
一旦東南崩盤，倭寇大規模卷土重來，他嘉靖的盛世顏麵、修道銀錢，都將化為泡影。
所以，嘉靖陷入了兩難。
他需要胡宗憲穩住東南，但又必須確保胡宗憲在他清算嚴黨的過程中，是“自己人”，至少是“中立者”，絕不能是“反對者”。
想到這裡，陳恪對自己此行的使命，已然洞若觀火。
說客。
陛下派他這位剛剛立下赫赫戰功、聖眷正隆、且與嚴黨並無深厚瓜葛的靖海伯前來，根本目的就是說客！
那紫檀木盒中密封的聖旨，從隨行的禮部官員規格來看，極大概率不是問罪詔書，而是厚賞！
加官？晉爵？賞賜金銀？褒獎其抗倭之功？以示皇恩浩蕩，陛下並未因嚴嵩之事而遷怒於他胡宗憲。
但這份“恩賞”，是需要前提的。
陛下需要他陳恪，在胡宗憲跪下接旨、聆聽那滿篇褒獎詞之前，先行“說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