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謝的，是皇帝最終留了他一命，留了他一絲勉強維持殘生的體麵。
錦衣衛上前，熟練而冷漠地摘去了嚴世蕃的冠帶，剝下了他那身象征權勢的官袍，換上了一身罪衣。
整個過程，無人說話，隻有布料摩擦的窸窣聲和粗重的喘息聲。
嚴府並未被立刻抄家，但那隻是時間問題。
聖旨已明言“家產抄沒”，後續自有戶部、刑部官員按律前來清點封存。
嚴世蕃等人被緹騎直接押往詔獄，等待押解起程。
嚴嵩則被允許在府中暫留數日，收拾簡單的行裝，然後由地方官差“護送”回鄉。
大門再次緩緩關閉，將內外隔絕成兩個世界。
門內是樹倒猢猻散的徹底淒涼，門外是帝國機器冰冷無情的運轉常態。
沒有反抗，沒有騷動，甚至沒有激起京師民眾太大的波瀾。
對於百姓而言，這不過是又一場遙不可及的“神仙打架”，最終以一方轟然倒地而告終。
茶餘飯後，或會唏噓幾句“嚴家倒台了”，旋即又將注意力放回自家的柴米油鹽上。
為何不反抗？
問題的答案，正藏於這看似平淡的流程之中。
這就是皇權在成熟王朝中的運作方式。
它不需要時時刻刻都張牙舞爪，不需要總是用鮮血和頭顱來彰顯權威。
它像天道，像水，無聲無息地滲透到每一個角落。
它製定規則，解釋規則，並在必要時，用規則作為最鋒利的武器，精準地清除掉那些試圖挑戰規則製定者本身的人。
嚴世蕃錯就錯在，他以為規則是可以用錢和權來玩弄的，卻忘記了規則的最終解釋權和暴力維護權，始終牢牢掌握在那個坐在精舍裡、看似不管事、隻關心修道的皇帝手中。
當他和他代表的利益集團，貪婪到試圖侵蝕皇權本身的基礎——比如，將本該屬於皇帝的巨額稅收私吞大半時，他們就已經越過了那條最致命的紅線。
嘉靖的憤怒，並非源於道德上的厭惡，而是源於權力被覬覦、被愚弄的冰冷殺意。
但他處置的方式，卻依舊是“王道”。
在這種“王道”麵前，任何“反抗”都會被直接定義為“抗旨”、“謀逆”，不僅道義上徹底破產，還會招致更酷烈的、完全合法的鎮壓。
反抗不再是政治鬥爭，而是法律意義上的死罪。
而嚴黨的權力，完全來源於皇權的授予和默許。
其黨羽遍布朝野，並非因為他們自身有多強大，而是因為他們代表了皇帝的意誌。
一旦皇帝收回這份默許，並明確表態，整個官僚體係會瞬間倒向皇權一方。
錦衣衛、京營、各級衙門，隻會聽從皇帝的旨意。
嚴黨試圖“扳手腕”的對象嘉靖，本身就是裁判和規則的製定者。
當規則製定者決定按規則清除你時，你沒有任何在規則內反抗的資本。
正如陳恪之前所說，嚴黨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鬆散聯盟。
大難臨頭，各自飛是必然。
嘉靖帝“賜爵胡宗憲”這一手，精準地給出了“投降輸一半”甚至“反戈一擊有賞”的信號，徹底瓦解了嚴黨任何集體抵抗的可能性。
每個人都急於劃清界限，用舊主的頭顱換取自身的安全甚至前程。
無人牽頭，無人響應，反抗從何談起？
京師的衛戍部隊牢牢掌握在皇帝及其絕對信任的勳貴和太監手中。
嚴世蕃或許能在工部、甚至在地方上影響一些軍餉物資，但從未能真正染指核心的軍事指揮權。
沒有槍杆子，一切政治反抗都是空中樓閣。
最關鍵的一環是嘉靖“懂得要給人飯吃”。
他清洗的隻是嚴黨的核心層以及部分民憤極大的官員，對於大量中低層的、僅僅是依附求存的官員，他並未趕儘殺絕。
這既避免了官僚體係的徹底癱瘓，也給了大多數人一條生路，從而極大地減少了清洗的阻力。
“隻誅首惡，脅從不問”的策略，成功地將打擊麵控製在最小範圍，避免了形成廣泛的對立陣營。
因此，嚴黨的覆滅，並非一場轟轟烈烈的戰爭，而更像是一場精準的外科手術。皇帝用法律和製度的手術刀，冷靜地切除了官僚體係中的一個惡性腫瘤。
腫瘤本身因其腐敗和對皇權的侵蝕，早已失去了反抗的道德基礎和組織能力，隻能無聲無息地在程序化的流程中走向終結。
這，便是嘉靖朝皇權的運作方式——至高無上，且精通於使用“正道”的規則，來實現絕對意誌。
它不必總是張牙舞爪，但其冷酷和高效，恰恰根植於這種對規則和程序的絕對掌控之中。
夕陽的餘暉灑在嚴府緊閉的大門上，鍍上一層冷漠的金色。
京師的街市依舊熙攘，仿佛什麼也未曾發生。
唯有曆史的車輪，在無聲中悄然碾過，駛向一個新格局。
而精舍內的嘉靖帝，依舊在掐著他的子午訣，仿佛宇宙的中心，亙古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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