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嘉靖帝在精舍內看到這份密奏時，隻是冷笑一聲。
“一成？一成半？徐階這是在打發叫花子嗎？！”他將密奏擲於案上，“告訴徐階，朕不是嚴嵩！朕要的是堂堂正正納入內帑、由朕支配的銀子，不是他施舍般的‘協理費’！讓他重新擬個章程來！”
談判陷入了拉鋸戰。
雙方通過司禮監和內閣中書舍人等秘密渠道，來回扯皮，互探底線。
徐階咬死“祖製”、“言官監督”、“戶部審計”等大義名分，一再強調若份額過高，難以堵住天下悠悠眾口，清流內部也無法交代。
嘉靖則或強硬或暗示，甚至不惜以“朕近日修道有感，或需靜修數月，朝政恐需委於裕王與內閣”相挾。
最終，在經過數輪不見刀光劍影卻凶險異常的暗中較量後，雙方都感到了一絲疲憊，也知道誰也無法真正壓倒對方。
一個彼此心照不宣的折中方案終於達成：各項抄沒銀兩及後續變賣資產所得，最終結算後，總額的一成五劃入嘉靖帝的內帑，由皇帝自由支配，無需說明具體用途。
其餘八成五，則按徐階等人最初規劃，用於各項“國計民生”之需。
這個比例，遠低於嚴黨時期動輒三成甚至更高的“慣例”，但又高於徐階最初提出的一成底線。
嘉靖帝雖然極度不滿，但也知道這是目前情況下能從鐵公雞般的清流手中摳出來的最大份額。
徐階雖然心疼，但也能對內對外有所交代，畢竟“保全”了絕大部分的國庫收入。
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抄家盛宴，一場看似正氣凜然的撥款規劃，最終以這樣一種看似體麵、實則充滿了幕後交易和妥協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聖旨明發，天下稱頌陛下仁德，體恤民艱，將巨資儘用於國。清流官員們彈冠相慶，歌頌徐閣老力挽狂瀾，不負眾望。
地方官府、衛所、受災百姓也終於盼來了遲遲未到的款項，雖然過程中少不了各級官吏的層層盤剝與效率低下，但終究是有錢了。
而沒有人看到，那筆高達總額一成五、數額依舊驚人的白銀，是如何悄無聲息地流入了西苑的內庫，變成了嘉靖帝丹爐裡更精貴的朱砂、更稀有的海外香藥，以及萬壽宮更精巧的亭台樓閣。
更沒有人深究，那撥付給各地用於“退還多征”、“賑濟災民”、“以工代賑”的巨額款項，在離開京城後，是如何在各級官吏與當地世家大族的“通力合作”下，上演著一出出經典的“官紳共贏”大戲。
例如退還稅款，世家大族往往擁有最多被多征的田產，他們拿回了大頭的銀子；而普通農戶能拿到多少，何時能拿到，則全看胥吏的心情和效率。
采購賑災糧，官府絕不會去找那些囤積居奇的小糧商，而是“優先”向素有“善名”、且與朝中某位清流官員或許連著姻親的某地糧紳大戶購買，價格自然“公道合理”，甚至略高於市價，以示“撫慰地方大族”。
工程款項下撥，承辦的工頭也必然是與某位官員沾親帶故，或是早早打點好了各方關係的“自己人”，工程用料、人工開銷，其中可操作的環節更是數不勝數。
這些經過層層“漂沒”、“周轉”的錢，最終又會通過年節敬奉、冰敬炭敬、婚喪嫁娶賀儀等種種看似合法合規的渠道，悄無聲息地流回京城，流入那些掌管著這些款項審批、撥付權力的清流高官及其門生故吏的腰包。
他們無需親自貪墨，甚至不必過問細節。
他們隻需在關鍵節點，對某些“合情合理”的流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者在不經意間，為某位“名聲頗佳”的地方鄉紳說上一句無關痛癢的好話，自然會有無數人心領神會，將一切辦理得妥妥當當。
他們身處高位，目光所及乃是經筵講義、國家大政、黨派平衡，怎會去操心底下那些“細枝末節”？
在他們看來，水至清則無魚，能維持大局穩定，能將嚴黨竊取的財富大部分追回並用之於“國”，已是莫大的功績。
至於執行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損耗”和利益輸送，不過是千百年來官場運行的“常情”與“慣例”罷了。
一場看似激烈的帝相之爭，最終以各退一步的“折中主義”悄然落幕。
嘉靖帝拿到了縮水但依舊可觀的好處，保住了顏麵。
徐階及其代表的清流集團，則成功掌握了絕大部分資金的實際分配權，為其後續的利益輸送和政治布局鋪平了道路。
隻有那運河兩岸眼巴巴盼著退賦減負的農夫，那黃河邊上憂心忡忡的河工，那邊鎮之中依舊缺餉的士卒，還在懵懂地等待著朝廷那“浩蕩皇恩”的真正降臨。
卻不知，那筆源於巨貪、本應普惠天下的財富，早已在廟堂的算計與妥協中，被重新標好了價格，注定將以另一種形式，流入另一個無形的巨大口袋。
而這，便是嘉靖朝堂的“正道”。
陽光之下，並無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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