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耶路撒冷的那天，清晨尚未完全展開。我背著行囊，走上通往西岸的公路，車窗外是一望無際的橄欖林、梯田、枯黃的山丘與深灰色的圍牆。
沒有哪個地方像西岸，讓“地理”兩個字變得如此沉重。它不隻是土地與線條的拚接，更是命運與意誌的交錯，是信仰、語言、傷痛和夢想，在塵土中纏鬥又生長的地方。
在《地球交響曲》的書頁上，我用炭黑寫下一個音符，它帶著不和諧的重音，卻又緩緩蔓延成一支複雜的進行曲，如同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清晨。
我到達赫布倫時，正值午後。陽光強烈，街道空曠。城市被分成了兩半，一邊是安靜得近乎凍結的老區，一邊是喧嘩且警惕的新城。
我在老城的清真寺外遇到一位少年，他叫亞西爾，十歲，賣手工項鏈。他拉著我走進一條狹窄的走廊，兩邊店鋪半掩，金屬網如蛛網般懸掛於頭頂，防止被投擲的石塊砸落。
“你害怕嗎？”我問。
他搖頭：“這裡的人不怕，隻是習慣了躲。”
我們坐在一家關門的茶館前，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張褪色的合照，是他父親年輕時在同一地點站立的模樣。他輕聲說：“我們都在等時間過去。”
一位老婦走來，遞給我一杯涼茶。她說：“城市不老，人的心才會。”
黃昏前，我隨亞西爾走到一處屋頂。他指著遠方一棟閃著金光的建築，說那是“他們”的哨塔。
“你看得到希望嗎？”我問。
“希望不是用來看，是要撐過去才會長出來。”他說得輕，卻比任何一句教條更有力。
入夜之後，我借住在一戶家庭裡。晚飯過後，屋主在天井裡燃起一小團橄欖枝，他說這是老傳統，讓火光照亮屋頂，讓祖先知道他們的後人還在這裡活著。
我寫道：“赫布倫是一枚被壓進兩本聖書之間的紐扣，既扣不住信仰，也脫不開回憶。”
我來到伯利恒的那天，正趕上教堂鐘聲鳴響。街上人不多，橄欖樹下有人曬太陽，也有人低聲吟唱。
我走進聖誕教堂，一位身穿深藍長袍的修士在講述這座教堂的來曆。他指著地下那處小小的銀星標記，說：“據說耶穌誕生在此。”
我低頭望去，隻覺那不是一處遺跡，而是一種時間的凝縮，一種信念在無數悲傷與希望中依舊微光閃爍的證明。
教堂外的牆壁上，有大片色彩斑駁的塗鴉與鐵絲網。一幅塗鴉畫著一位天使從圍牆中探出頭，她的眼神充滿困惑與憐憫。
我寫下：“伯利恒是誕生的地方，也是未竟夢想的搖籃。她的牆上貼著藝術與哀愁，她在縫隙中燃著光。”
隨後，我在石牆下遇到一位年輕畫家，他在牆上畫下孩子捧著鴿子的模樣。我問他：“你畫的是什麼？”
他說：“是我們心裡未出生的和平。”
臨走前，我又路過一座小學校門口。一個女孩正在用粉筆在牆角寫詩：“我愛我的城市，它像一塊破布，卻縫滿媽媽的吻。”
她笑著看我，問我從哪裡來，又說：“我們這裡的孩子寫詩，不是為了比賽，而是怕明天來不及。”
我抵達拉姆安拉的傍晚，街道燈光稀疏。這裡是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所在地，也是眾多行政樓與大學的聚集地。
在一間圖書館裡，我遇到一位名叫艾米娜的大學女生。她用流利的阿語夾著中文說：“我們的課堂裡教的是未來，但窗外卻教我們如何等待。”
她帶我參觀了校園的牆壁，上麵密密麻麻貼著失蹤者的照片。每一張臉龐都年輕，每一張笑容都曾是某人不眠的希望。
我沉默良久，隻能寫下：“拉姆安拉是一本打開的書，文字清晰，但頁頁未完。”
我們在黃昏的校園長廊散步，她忽然問我：“你知道我們最怕的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