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唐天成元年926年），洛陽皇宮內，一位身形瘦削、眼神深邃的將領正跪在階下。他叫石敬瑭，沙陀族出身，幼年喪父後被晉王李克用養子李嗣源收為義子。此刻，他剛因平叛有功被封為光祿大夫，卻低頭懇請道：“臣願鎮守邊關，為陛下守雁門天險。”《舊五代史·晉高祖紀》）這番請求，暗藏著他對時局的敏銳判斷——當時後唐內部權力鬥爭激烈，遠離朝堂紛爭，正是積蓄力量的良機。
石敬瑭並非空有野心的莽夫。《冊府元龜》記載，他“性沈厚寡言，明達吏事，尤精兵法”，駐守代州期間，不僅將當地治理得井井有條，還仿照古代屯田製，“教民墾田，歲收穀麥萬斛”，儲備了充足的糧草。更令人稱道的是他治軍嚴明，曾頒布《軍律十二條》，其中規定“臨陣退縮者，無論貴賤立斬”，使得麾下軍隊戰鬥力冠絕諸鎮。就連素來高傲的契丹使者路過河東，也感歎：“石郎石敬瑭）之軍，甲堅兵利，非他鎮可比。”
清泰元年934年），後唐末帝李從珂在鳳翔起兵奪位。石敬瑭親自率軍護送李嗣源之子李從厚出逃，卻在衛州將其囚禁——這一行為看似矛盾，實則是他在亂世中的生存策略：既向新帝示好，又保留與各方周旋的餘地。李從珂登基後，對這位手握重兵的姐夫愈發猜忌，多次試探其忠誠。《資治通鑒》記載，李從珂曾在宴會上故意問：“石郎久病，恐不堪為大將矣？”石敬瑭聞言，當場咳血裝病，才暫時打消了皇帝的疑慮。
然而，猜忌的種子一旦種下，便再難消除。清泰三年936年），李從珂下令調任石敬瑭為天平軍節度使，企圖將其調離河東老巢。石敬瑭召集心腹商議，掌書記桑維翰直言：“今主上猜疑已深，公若受命，必為魚肉；若舉兵，尚有一線生機！”《新五代史·晉家人傳》）這番話徹底點燃了石敬瑭的野心，但他深知僅憑河東一隅難以對抗朝廷，急需尋找外援——而北方的契丹，便成了他眼中的救命稻草！
石敬瑭向契丹求援的條件，堪稱中國曆史上最屈辱的盟約之一。他不僅承諾每年進貢“帛三十萬匹”，更許諾“願以父禮事之”，認比自己小十歲的契丹主耶律德光為義父。最致命的是，他答應割讓燕雲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地區），這片區域“山川險峻，控扼中原”，是中原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契丹國誌》）
《舊五代史》詳細記載了雙方使者的往來細節：石敬瑭派桑維翰為特使，持親筆信前往契丹。信中寫道：“願陛下早發虎狼之師，救臣於水火。事成之日，定當裂土相報。”耶律德光收到信後大喜，召集群臣商議：“吾聞中國天子號‘天可汗’，今石郎以子事我，此乃天賜良機！”《遼史·太宗紀》）
為表誠意，石敬瑭甚至在契丹軍營行“父子之禮”。史載“敬瑭跪受契丹冊命，涕泗橫流”，這一幕被隨軍畫師記錄下來，後流傳至中原，引得百姓唾罵：“石郎身為天子，竟屈膝胡虜，恥莫大焉！”《五代史補》）
契丹出兵後，戰局迅速逆轉。清泰三年936年）九月，耶律德光親率五萬騎兵南下，與石敬瑭會師太原。麵對後唐名將張敬達的十萬大軍，契丹騎兵采用“誘敵深入，分割包圍”的戰術，在晉陽城下大破唐軍。《資治通鑒》描述此役：“契丹精騎往來如飛，唐軍弓弩不及，自相踐踏死者萬餘人。”張敬達兵敗自殺，後唐主力喪失殆儘。
十一月，耶律德光冊封石敬瑭為大晉皇帝，改元天福。新政權建立後，石敬瑭立刻兌現諾言：不僅將燕雲十六州的圖籍、印綬雙手奉上，還每年向契丹輸送大量財物。更有甚者，他要求所有公文提及契丹時，必須使用“北朝”尊稱，自己則自稱為“兒皇帝”。這種屈辱的外交姿態，令滿朝文武敢怒不敢言，唯有諫議大夫薛融上書痛斥：“陛下以萬乘之尊，甘為夷狄之仆，置祖宗基業於何地？”《五代會要》）
燕雲十六州的割讓，給中原王朝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從此，契丹騎兵可長驅直入華北平原，“三日可至黃河”，中原政權失去了最重要的戰略緩衝地帶。《宋史·地理誌》分析：“燕雲既失，太行以東，皆平坦之地，胡馬疾馳，無險可守。”北宋立國後，太祖趙匡胤曾設立“封樁庫”，企圖積蓄錢財贖回燕雲，但終其一生未能如願。
石敬瑭本人也未能善終。天福七年942年），他因無法滿足契丹日益增長的索取，加之國內民怨沸騰，最終鬱鬱而終。臨終前，他望著北方歎息：“吾以契丹得天下，亦因契丹失民心，此乃報應也。”《舊五代史》）而他開創的“向異族稱臣”的惡劣先例，被後世許多割據政權效仿，直到朱元璋推翻元朝，才喊出“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的口號，徹底終結了這段屈辱的曆史。但燕雲十六州的淪陷，始終是懸在中原王朝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深刻影響了此後四百年的中國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