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二十三，崇文門外的刑場已經圍滿了人，人群裡有人在抹眼淚，有人在低聲咒罵，目光都齊刷刷地投向刑場中央那個穿著囚服的老者——兵部尚書於謙。他的頭發已經花白，臉上帶著幾道被獄卒打的血痕，但脊背挺得筆直，像他當年鎮守的德勝門城樓一樣，沒有絲毫彎曲。
三天前，石亨、曹吉祥帶著錦衣衛闖進了於謙的府邸。當時於謙正在燈下批閱邊防文書，見他們帶著鐐銬進來，隻是淡淡地問：“我何罪之有？”石亨冷笑：“於大人，太上皇複位了，你當年擁立景泰帝，就是死罪！”於謙放下筆，指著桌上的奏疏說：“這是我剛寫的，建議加強宣府、大同的防務，你們先呈給陛下吧。”說完坦然戴上鐐銬，沒有一句辯解。
消息傳到朝堂，不少大臣都急了。大學士王文跟於謙一起被抓，他在獄中大聲喊冤：“我們有衛國之功，怎麼成了罪人？”於謙勸他：“喊什麼，這是石亨他們的主意，辯解沒用。”有個叫薛瑄的禦史想為於謙說話，剛開口就被石亨打斷：“薛禦史是想跟於謙一起謀反嗎？”薛瑄氣得渾身發抖，卻再也不敢作聲。
英宗其實也猶豫過。他知道於謙有功，北京保衛戰時，如果不是於謙力主抗戰，拒絕南遷，大明江山早就沒了。有天他跟李賢說：“於謙確實有功，殺了他，天下人會罵我吧？”李賢回答：“陛下，於謙是忠臣，但不殺他，‘奪門’就師出無名了。”這句話戳中了英宗的痛處——奪門之變的合法性，全靠否定景泰帝的統治，而於謙是景泰朝的支柱，不扳倒他，自己複位就名不正言不順。
石亨、曹吉祥趁機羅織罪名，說於謙“勾結景泰帝，想立襄王之子為太子”，還偽造了一份“罪證”——其實就是於謙當年反對南遷的奏疏。他們把奏疏呈給英宗，說：“你看，於謙早就不把陛下放在眼裡了！”英宗看著奏疏上“社稷為重，君為輕”九個字。這句話是於謙在北京保衛戰時說的，當時為了穩定人心，他說國家比君主重要，現在卻被當成了“大逆不道”的證據。
刑部尚書俞士悅奉命審案，他實在找不到於謙謀反的證據，就跟石亨說：“於大人沒有罪啊。”石亨罵道：“你想包庇他嗎？就按‘謀逆’定罪，陛下自有聖斷！”最終，判決書上寫著“於謙、王文等謀立外藩，淩遲處死”。英宗看了，歎了口氣，改成“斬首”，算是留了全屍。
行刑那天，崇文門內外擠滿了百姓。有個賣菜的老漢，把擔子往地上一放，哭著說：“於大人是好人啊，當年瓦剌兵圍北京，是他帶著咱們守城，才保住了北京！”人群裡有人喊：“不能殺於大人！”石亨派來的錦衣衛揮舞著鞭子驅趕，卻怎麼也趕不散。於謙走上刑場，望著遠處的德勝門，那裡曾是他指揮大軍擊退瓦剌的地方，他高聲吟誦起自己寫的《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聲音朗朗，響徹京城。
刀落下的那一刻，天空突然響起一聲炸雷，明明是寒冬臘月，卻下起了瓢潑大雨。百姓們都說，這是老天在為於謙鳴冤。有個叫陳逵的官員，冒著被罷官的風險，偷偷收斂了於謙的屍骨，葬在杭州西湖邊——那裡是於謙的故鄉。後來有人在墓前立了塊碑，刻著“大明少保兼兵部尚書於公之墓”，旁邊還有副對聯：“血不曾冷，風孰與高”，說的就是他的忠誠與氣節。
於謙死後，石亨等人還不解氣，抄了他的家。可抄家的士兵們翻遍了整個府邸，除了幾件舊衣服、幾把劍和一堆書籍，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沒有。有個老兵想起當年北京保衛戰時，於謙每天隻吃糙米飯，穿打補丁的衣服，把朝廷賞賜的錢都分給了守城的士兵，忍不住哭了。《明史·於謙傳》裡說他“家無餘資，蕭然僅書籍耳”，連抄家的錦衣衛都覺得心酸。
成化元年1465年），英宗的兒子憲宗即位，第一時間就為於謙平反，恢複了他的官職，還賜了“肅湣”的諡號。弘治二年1489年），孝宗又改諡號為“忠肅”，在杭州和北京都建了“於謙祠”。
於謙的“社稷為重，君為輕”這句話，後來成了千古名言。它告訴人們，國家的利益比君主的權力更重要，這也是於謙能在危難時刻挺身而出的精神支柱。雖然他被冤殺，但曆史最終給了他公正。就像《明史》裡評價的：“謙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百世之下，凜然猶生。”
很多年後，有個叫袁枚的詩人來到西湖於謙墓前，寫下一首詩：“賴有嶽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把他和嶽飛相提並論，因為他們都是為國為民、含冤而死的忠臣。而崇文門那個曾經流過他鮮血的地方，後來立了塊“忠肅公殉難處”的石碑，過往的行人經過，都會停下腳步，深深一拜——這一拜，拜的不僅是一個冤死的忠臣，更是一種“寧折不彎、舍身取義”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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