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四日，紫禁城太和殿的晨鐘撞響三十聲，回蕩在寂靜的宮闕間。十八歲的弘曆身著麻服，跪在乾清宮雍正帝的靈前，接過莊親王允祿手中的遺詔，登基為帝，是為乾隆元年。
據《清世宗實錄》記載，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帝於乾清宮西暖閣召諸王大臣，言“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慎。……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內，置之乾清宮正中‘正大光明’匾額之後”。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夜，圓明園禦榻前，鄂爾泰、張廷玉等重臣在雍正帝“大漸”之際，奉命從“萬幾宸翰”處取出另一份同款遺詔。兩份遺詔內容完全一致，均寫“皇四子弘曆，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清高宗實錄》卷一）。這種方法，徹底避免了康熙晚年“九子奪嫡”的亂象。
弘曆的繼位過程是清代最平穩的權力交接。八月二十三日雍正駕崩，二十四日弘曆即於靈前繼位，二十五日以新君名義頒布第一道諭旨，赦免部分罪犯、安撫宗室，二十六日接受百官朝賀。短短四天，從治喪到理政，水到渠成。張廷玉在《澄懷園語》中感歎：“國朝家法，立儲最為精密，世宗此舉，實萬世法程。”
自雍正五年1727年）起，弘曆便以“皇四子”身份參與政務，批注奏折。現存於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雍親王手書》中，有雍正帝對弘曆奏折的朱批：“汝之言，朕深然之。凡事務必躬親，勿恃聰敏，勿憚勞苦。”可見其早被當作繼承人培養。
康熙晚年也很喜歡這個孫子。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二歲的弘曆第一次在圓明園“鏤月開雲”殿見到祖父康熙帝。據《清高宗實錄》記載，康熙帝“見皇孫聰慧，甚為鐘愛”，當即命人將其接入宮中撫養，親自教讀《論語》《尚書》。
這段“皇孫承寵”的經曆，成為弘曆繼位的資本。康熙曾對近侍說：“是孫兒福過於予。”《嘯亭雜錄》）更有傳言稱，康熙帝晚年之所以屬意胤禛繼位，正是看中弘曆的潛質，欲“隔代傳位”。雖無確鑿證據，但從康熙帶弘曆圍獵時“親射熊羆，命皇孫試之”《禦香縹緲錄》）的刻意培養來看，這種猜測並非空穴來風。
在雍親王府度過的少年時光，塑造了弘曆的政治品格。他師從朱軾、蔡世遠等理學大家，既學經史子集，也習騎射武藝。朱軾在《聖祖仁皇帝實錄》序中寫道：“皇子弘曆，日侍講席，研精義理，旁通世務，蓋有得於聖人之教矣。”這種“文武兼修”的教育，為其日後治國奠定了基礎。
乾隆帝繼位後的首要任務，是在延續雍正新政的基礎上緩和矛盾。雍正朝以嚴苛著稱，士紳、宗室多有怨言。乾隆帝即位次日便下諭：“凡皇考辦理未竟之事，皆當次第舉行；其有稍過者，亦應酌量改正。”《清高宗實錄》卷一）
具體措施包括：釋放被圈禁的允禵等宗室，恢複其爵位；減輕“攤丁入畝”在執行中的弊端，允許地方官根據實際調整數目；放緩文字獄的節奏，對呂留良案中未定罪的牽連者“免予究治”。這些舉措迅速穩定了人心，正如《清史稿·高宗本紀》所言：“高宗初政，寬大之詔屢下，天下欣欣望治。”
在核心政務上，乾隆帝堅決繼承父誌。他繼續推行“改土歸流”，在西南邊疆增設流官；強化軍機處職能，規定“軍機大臣每日晉見，承旨辦理”；嚴懲貪腐，即位當年便查處了山西巡撫諾敏等一批雍正朝遺留的貪官。這種“寬嚴相濟”的策略，既糾正了雍正朝的嚴苛之弊，又確保了政策的連續性。
對於輔佐重臣，乾隆帝恩威並施。他重用鄂爾泰、張廷玉，加官進爵，稱其“為皇考遺臣之冠”；但也敲打二人“勿結黨營私”，在諭旨中明確“朕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從不稍存偏向”。
乾隆帝接手的，是一個經過雍正十三年整頓後日趨強盛的帝國。據《清文獻通考》記載，雍正元年國庫儲銀僅八百萬兩，至十三年已增至六千餘萬兩；全國耕地麵積從康熙末年的六億畝，擴展至七億餘畝；“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使人口突破一億四千萬。
乾隆帝即位之初，下令免除雍正十二年以前的欠賦，總計白銀兩百餘萬兩；調撥糧食賑濟直隸、山東等地的災荒；繼續修建江浙海塘，加固防洪工程。這些舉措既彰顯了新君的仁政，也為經濟持續發展創造了條件。
乾隆將雍正的“密折製度”進一步完善，規定“各省督撫，凡有要事，皆可密折奏聞”，強化了對地方的控製。同時，他組建了自己的親信班底，如訥親、傅恒等，逐漸取代雍正舊臣。
乾隆元年1736年），他又下令編纂《三禮義疏》，強調“以禮治國”，將儒家思想作為統治的精神支柱。雖放緩文字獄，但對“謗訕朝政”者仍嚴懲不貸，元年便查處了傳播“雍正帝被刺”言論的江南士子。
乾隆的繼位，是清代政治製度成熟的標誌。秘密立儲製的成功實踐，證明了中國古代皇權傳承可以走出“嫡長子繼承製”的窠臼；而乾隆帝“寬嚴相濟”的施政方針，則顯示出他對前朝經驗的吸收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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