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三年二月二十日公元1853年3月29日),南京城聚寶門今中華門)外的校場上,數萬太平軍將士簇擁著一頂鎏金轎輿緩緩駛入。轎中端坐的洪秀全身著黃龍袍,頭戴紫金冠,在一片“萬歲”的山呼中,宣告這座有著六朝古都之稱的城池正式成為太平天國的“天京”。
金田舉義後,起義軍一路出廣西、入湖南、克武漢,於鹹豐二年1852年)十二月攻占武昌,兵力已從最初的萬餘人擴張至五十萬含隨軍家屬)。鹹豐三年正月初二1853年2月9日),洪秀全下令放棄武昌,全軍沿江東下,“舳艫千裡,帆檣蔽江”,連克九江、安慶、蕪湖,兵鋒直指南京。
據《賊情彙纂》記載,太平軍抵達南京城外時,“分兵占浦口,斷北援;屯兵雨花台,扼南隘”,形成合圍之勢。正月二十九日3月8日),起義軍開始攻城,采用“穴地攻城”之法——在儀鳳門今興中門)外挖掘地道,填埋炸藥。二月初十3月19日)午時,“轟然一聲,城垣崩裂三丈餘”,太平軍先鋒部隊由缺口湧入,南京城破。兩江總督陸建瀛於亂軍中被殺,江寧將軍祥厚率旗兵退守滿城今明故宮一帶),至十二日3月21日)城破自儘,滿城男女老幼兩萬餘人遭屠戮,史稱“江寧之屠”。
占領南京後,太平天國領導層就是否定都展開爭論。東王楊秀清主張“金陵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糧足,宜定為天京”《李秀成自述》),洪秀全雖曾傾向繼續北伐直搗北京,但最終采納楊秀清建議。二月二十日,洪秀全自水西門入城,以兩江總督署為基礎改建天王府,正式宣布定都,改稱“天京”,取“天國京師”之意。
定都天京後,太平天國隨即展開政權建設,構建起一套既仿照明清製度、又融入宗教色彩的統治體係。
軍政架構方麵,以“天王”為最高領袖,下設“五軍主將”後改為“王爵”)分管軍政。東王楊秀清居諸王之首,“節製諸王”,掌握實際軍政大權,其東王府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成為天國行政中樞。據《金陵雜記》載,東王府“規製僅次於天王府,每日朝拜者絡繹不絕,奏章必先呈東王,核批後再轉天王”。
定都當月,楊秀清、蕭朝貴聯名發布《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痛斥清廷“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莩流離,暴露如莽”,宣布將推行《天朝田畝製度》。該製度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規定“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太平天國文書彙編》),試圖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的理想社會。雖因戰亂未能全麵推行,但在蘇南、安徽等地,曾短暫實行“照舊交糧納稅”政策,部分減輕了農民負擔。
城市管理上,天京實行軍事化的“聖庫製度”與“男館女館”製度。全城居民按性彆、年齡編入不同館營,男性入“男館”從事勞作或參軍,女性入“女館”參與紡織、縫補,夫妻不得同居。物資由“聖庫”統一調配,“凡私藏金銀者,概行斬首”。這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管理模式,初期雖提升了生產效率和戰鬥能力,但長期壓製人性需求,漸失民心。
文化政策則體現出強烈的反傳統色彩。洪秀全視儒家經典為“妖書”,下令“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儘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詔書蓋璽頒行論》),僅保留《聖經》改稱《新舊約》)及太平天國自編典籍。科舉考試以“上帝教”教義為題,如“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論”,錄取者不論出身,甚至有女性參與科考,傅善祥成為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狀元。
為鞏固天京政權,太平天國在定都後立即發起兩大軍事行動:北伐與西征。
鹹豐三年四月1853年5月),林鳳祥、李開芳率兩萬精銳北伐,目標直搗北京。這支軍隊一路北上,經安徽、河南、山西,攻入直隸,前鋒一度抵達天津楊柳青,震動清廷。鹹豐帝急調僧格林沁率蒙古騎兵圍剿,北伐軍因孤軍深入、補給斷絕,於鹹豐五年1855年)全軍覆沒。《清史稿·文宗本紀》載:“鹹豐五年)正月,僧格林沁破賊於連鎮,擒林鳳祥,磔之分裂肢體的酷刑)。四月,破馮官屯,擒李開芳,誅之,北伐賊平。”北伐雖敗,卻牽製了清軍主力,為西征創造了條件。
西征軍由胡以晃、賴漢英統領,於鹹豐三年五月1853年6月)溯江而上,旨在奪取安慶、九江、武漢等戰略要地,控製長江中遊。至鹹豐四年1854年),西征軍先後攻克安慶、九江,並重占武漢,勢力擴展至湖南。但在湘潭遭遇曾國藩湘軍的頑強抵抗,被迫退守九江。此後,石達開率軍增援,於湖口大敗湘軍水師,“燒其戰船百餘艘,曾國藩僅以身免”《湘軍誌》),西征局勢得以扭轉。至鹹豐六年1856年),太平天國已控製從武昌到鎮江的長江沿線,形成“天京—安慶—九江—武漢”的戰略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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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清廷為圍困天京,在南京東郊孝陵衛設立“江南大營”,由向榮統領;在揚州設立“江北大營”,由琦善統領。兩大營互為犄角,對天京構成南北夾擊之勢。太平軍與清軍在天京外圍展開反複拉鋸,至鹹豐六年1856年),楊秀清調石達開、秦日綱等部回援,先後擊潰江北、江南大營,暫時解除了清軍對天京的軍事威脅。
天京定都標誌著太平天國進入鼎盛時期,其控製區域涵蓋蘇、皖、贛、鄂等省,人口達數千萬,形成與清廷對峙的“南北分治”局麵。英國駐上海領事密迪樂曾訪問天京,在報告中稱:“城中秩序井然,居民對太平軍多表順從,市集雖不如往昔繁盛,然糧食供應尚可。”《英國議會文書》)
然而,定都後的太平天國也開始暴露危機。領導層生活腐化,洪秀全的天王府“周圍十餘裡,牆高數丈,內外兩重,外曰太陽城,內曰金龍城”《金陵省難紀略》),楊秀清出行儀仗多達數千人,與起義初期的“平等”口號相去甚遠。等級製度日益森嚴,“王爵”分封泛濫,至後期竟達兩千七百餘人,加劇了內部矛盾。
更關鍵的是,宗教神權與世俗政權的交織,使決策機製陷入混亂。楊秀清多次借“天父下凡”壓製洪秀全,如鹹豐四年1854年),楊秀清以“天父”名義怒斥洪秀全:“爾與兄弟打江山,殺妖魔,何故在家耽延,不以國事為念?”《天父下凡詔書》)這種權力鬥爭最終引發鹹豐六年1856年)的天京事變:洪秀全密令韋昌輝、石達開回天京誅殺楊秀清,韋昌輝卻趁機濫殺無辜,屠戮東王府上下兩萬餘人;石達開斥責韋昌輝殘暴,反遭猜忌,被迫率十萬精銳出走,後於大渡河畔覆滅。經此一變,太平天國元氣大傷,“朝中無將,國中無人”《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自此由盛轉衰。
此後,洪秀全雖提拔陳玉成、李秀成等年輕將領苦苦支撐,一度收複蘇南、浙東,形成“二次中興”,但終究難挽頹勢。清廷則以湘軍、淮軍為主力,展開全麵反撲:鹹豐十一年1861年),湘軍攻陷安慶,天京失去西線屏障;同治二年1863年),李鴻章淮軍收複蘇州,左宗棠楚軍攻克杭州,天京淪為孤城。
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湘軍合圍天京,“掘長壕三十裡,築炮台百餘座,晝夜炮擊”《湘軍誌》)。城內糧草斷絕,“軍民以野草、樹皮為食,甚至有餓死者相枕藉”《金陵記事》)。四月二十七日6月1日),洪秀全病逝,其子洪天貴福繼位,是為幼天王。七月十九日8月19日),湘軍曾國荃部以炸藥轟塌太平門城牆,蜂擁而入,天京陷落。太平軍將士展開巷戰,“無一降者,至黃昏,城中火起,烈焰衝天,三日不絕”《清史稿·曾國藩傳》)。幼天王突圍後在江西被俘,於南昌遇害;李秀成護送幼天王出城後被俘,寫下數萬字《自述》,詳述太平天國興衰,後被處死。
南京城內的百姓,在戰火中遭遇浩劫。汪士鐸在《乙丙日記》中記載:“城破後,湘軍肆行劫掠,縱火焚燒,昔日繁華街巷,化為焦土。百姓或死於兵戈,或流離失所,城中戶口十去其九。”
城破後,民間流傳著“天國夢碎,不如歸鄉”的歎息,道儘這場農民運動的悲劇性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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