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三年1853年）深秋，長沙城外的嶽麓山下，一陣整齊的呐喊聲劃破霧靄。五百餘名身著號衣的鄉勇正列陣操練，帶隊的將領聲如洪鐘：“抬槍瞄準！向前三步——刺！”隊列前，一位身著便服、麵容清臒的中年人負手而立，目光銳利如鷹，正是以在籍侍郎身份督辦湖南團練的曾國藩。
曾國藩練湘軍，源於太平天國運動對清王朝正規軍的毀滅性打擊。自金田起義爆發後，太平軍一路勢如破竹，綠營、八旗兵一觸即潰。鹹豐二年，太平軍攻入湖南，連克道州、郴州、嶽州，直指長沙；次年正月，又沿江東下攻克武昌，二月定都天京，清廷的統治搖搖欲墜。
此時的清軍主力——綠營與八旗，早已腐朽不堪。綠營兵“聚則烏合，散則獸奔”《曾國藩全集·奏稿》），士兵多為市井遊民，軍官克扣軍餉、貪生怕死；八旗兵則久居京師與重鎮，耽於享樂，“騎馬墜鞍，射箭脫靶”成常態。正如曾國藩在《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折》中所言：“今日之綠營，怯懦者望風而逃，強悍者先降後反，實無可用之兵。”
麵對這個局麵，鹹豐帝於鹹豐二年1852年）十月下旨，令各省在籍官紳舉辦團練，“藉鄉紳之力，衛桑梓之民”。此時曾國藩正因母喪丁憂在籍湖南湘鄉），接到諭旨後，本欲以“守孝”為由推辭——他深知團練多為臨時拚湊的烏合之眾，此前林則徐在雲南、張亮基在湖南辦團練，皆收效甚微。但好友郭嵩燾力勸：“國難當頭，豈容守小節？”曾國藩遂於十一月抵長沙，正式督辦湖南團練。
初到長沙時，曾國藩發現地方團練多流於形式：鄉紳借機斂財，團丁敷衍塞責，甚至與盜匪勾結。他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寫道：“吾見湖南各州縣團練，名為保境，實則擾民，聚則打家劫舍，散則魚肉鄉裡，不如不辦。”因此，他決心另起爐灶，以“練勇”代“團練”，打造一支全新的武裝——這便是湘軍的雛形。
曾國藩練湘軍，割除了綠營的積弊，創造了一套“兵為將有”的全新製度，其核心可概括為“選將、募兵、營製、訓育”四字。
選將：忠義血性為上
曾國藩選將領，首重“忠義血性”，次求“能吃苦、耐辛勞”，摒棄綠營“以出身論高低”的舊習。他規定將領須“有鄉紳之名望，有治事之才乾，無官場之油滑”，所選拔的塔齊布旗人，後官至提督）、羅澤南理學家，湘軍早期核心）、彭玉麟寒士，水師統領）、曾國荃曾國藩弟，“吉字營”統領）等，多為湖南籍士紳或儒生，而非職業軍官。正如他在《勸誡營官四條》中所言：“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以愛民為第一義，若不愛民，雖能打仗，亦終無用。”
募兵：擇鄉農，去遊惰
湘軍士兵全部從湖南鄉村招募，“擇樸實壯健之農，不雜一市猾，不納一遊民”《湘軍誌·營製篇》）。招募時實行“原籍招募、同鄉同裡”原則：統領由曾國藩親自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士兵由哨官挑選，形成“層層相屬”的私人隸屬關係。這種製度雖強化了凝聚力，卻也為晚清“軍閥割據”埋下伏筆。曾國藩曾對羅澤南說：“吾輩募勇，如農夫選種，必擇其良者，方能豐收。”據《湘鄉縣誌》記載，湘軍士兵多來自湘鄉、衡陽、寶慶等地，“家有恒產，性多淳樸，畏官法，重鄉誼”。
營製：小而精，專而強
湘軍以“營”為基本單位，每營500人，設營官1人；營下分4哨，每哨108人，設哨官1人；哨下分8隊，每隊1214人，設什長1人。這種編製遠小於綠營的“鎮”數千人），卻更靈活高效。武器配置上，每營配抬槍12杆、鳥槍108杆、刀矛270杆，冷熱兵器結合，兼顧火力與近戰。水師則按船型分“快蟹”“長龍”“舢板”，每船配火炮、抬槍，專司長江作戰——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專業化水師之一。
訓育：禮法並重，精神洗腦
曾國藩深知“兵無勇則潰，勇無誌則散”，因此將“訓”思想教育）與“練”軍事訓練）並重。每日早操後，營官必聚眾宣講“忠君愛國”“殺賊保民”之道，甚至用理學語錄教化士兵，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汝等為義而戰，雖死猶榮”。他還親自編寫《愛民歌》，以通俗語言教士兵“不拿百姓一個錢”“不踩百姓田苗”，並規定“擾民者斬立決”。這種精神教育，使湘軍紀律遠勝綠營，民間有“湘軍過，民不閉戶”的說法。
不過湘軍初建時，也並非一帆風順。鹹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率湘軍在長沙鎮壓會黨起義，因執法過嚴斬殺潰兵、嚴懲擾民者），與湖南巡撫駱秉章、綠營將領鮑起豹發生衝突，甚至被綠營士兵圍攻官署，險些喪命。他在給朝廷的奏折中無奈寫道：“長沙之役，吾與地方官紳齟齬意見不合），終至不能相容。”次年，他被迫將湘軍基地遷至衡陽，專心編練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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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豐四年正月，湘軍初具規模：陸師13營6500人，水師10營5000人，合計1.7萬餘人。曾國藩發布《討粵匪檄》，痛斥太平軍“焚蕩孔廟，毀壞神像，滅絕人倫”，號召“讀書識字者”“鄉紳耆老”共討之。這篇檄文避開了清廷與太平軍的政治矛盾，轉而以“衛道”保衛儒家文化）為旗幟，迅速爭取到士紳階層的支持，“兩湖士民聞檄而起，投軍者日以百計”《湘軍記》）。
同年二月，湘軍首次出省作戰，目標是被太平軍占領的武昌。初期進展順利，連克嶽州、湘潭，但隨即在靖港遭遇慘敗。當時曾國藩親率水師進攻靖港，太平軍以逸待勞，“乘風縱火，湘軍戰船被焚數十艘，士兵棄船而逃，曾國藩羞憤欲投水自儘，被幕僚救起”《清史稿·曾國藩傳》）。他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自請處分：“臣調度無方，致有靖港之敗，請旨治罪。”
靖港之敗後，曾國藩痛定思痛，重整軍紀，斬殺潰兵數十人。而此時塔齊布、羅澤南率領的另一路湘軍在湘潭大敗太平軍，“斃賊萬餘，焚船數百艘，太平軍精銳損失慘重”《湘軍誌》）。湘潭之戰是湘軍的轉折點，清廷諭旨嘉獎：“曾國藩所練湘軍，初經戰陣，即能克敵，實屬可嘉。”此後，湘軍乘勝收複嶽州、武昌，於鹹豐四年十月兵臨九江城下，與太平軍形成對峙。
湘軍的崛起離不開地方士紳的支持。湖南鄉紳胡林翼後任湖北巡撫）、劉蓉等不僅捐錢捐糧，還親自參與軍務；甚至普通百姓也“輸納糧草，支援湘軍”，如湘鄉士紳王錱“散儘家財，募勇千人，隨曾國藩征戰”。這種“官紳一體”的動員模式，使湘軍獲得了穩固的後方補給，這是綠營無法比擬的優勢。
湘軍的興起，絕非簡單的“團練成軍”，而是標誌著晚清軍事體係的根本變革——由“中央軍綠營、八旗）為主”轉向“地方軍為主”，由“世兵製”轉向“募兵製”。
在此之前，清廷的軍事力量牢牢控製在中央手中，地方不得私設軍隊。但湘軍“兵為將有”的體製，使軍隊成為將領的私人勢力——士兵隻知有將領，不知有朝廷；將領隻知有曾國藩，不知有皇帝。這種格局，在鎮壓太平天國後進一步強化，李鴻章的淮軍、袁世凱的新軍皆循此例，最終導致晚清“軍閥割據”的局麵。
從政治層麵看，湘軍將領多出身士紳，立功後紛紛進入官場：曾國藩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胡林翼任湖北巡撫，左宗棠任閩浙總督，劉長佑任廣西巡撫……形成了“湘軍集團”，取代了傳統的“滿蒙權貴”與“科舉官僚”，成為晚清政治的核心力量。他們不僅掌握軍權，還推動洋務運動如曾國藩辦安慶內軍械所），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化進程。
民間對湘軍的評價則褒貶不一。支持湘軍者稱其“蕩平發匪，複我孔教”，如王闓運在《湘軍誌》中讚：“湘軍之興，挽清室於既倒，存華夏之文脈。”批評者則斥其“屠城掠地，殘暴不仁”，如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在《自述》中寫道：“湘軍攻安慶，三日不封刀，男女老幼死者十餘萬，實為酷虐。”而曾國藩“屢敗屢戰”的堅韌、“修身齊家”的自律，更成為後世士人的精神偶像，毛澤東曾評價：“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鹹豐六年1856年），天京事變爆發，太平天國由盛轉衰，而湘軍則在與太平軍的拉鋸中不斷壯大。至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時，湘軍已發展為擁兵十餘萬的龐大武裝，成為清廷無可替代的“國之乾城”。曾國藩練湘軍的這一步，本是為挽救清王朝，但地方勢力的崛起，最終將在半個世紀後，徹底終結帝製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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