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傍晚，上海滬寧火車站，宋教仁穿著一身灰布長衫，正與送行的黃興、於右任握手道彆。他剛結束南方五省的競選演說，口袋裡揣著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斬獲392席的捷報，鏡片後的眼睛閃著興奮的光：“諸君放心，此番北上組閣，必能將‘責任內閣製’落到實處，讓袁總統成為真正的虛位元首。”
宋教仁的才乾，早在三年前就已顯露。1910年，他在東京主編《民立報》，筆鋒如刀，直刺清廷弊政；辛亥革命爆發後，他連夜起草《鄂州約法》，首次提出“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成為後來《臨時約法》的藍本。孫中山曾說：“鈍初宋教仁字）才思敏捷，精通憲政，吾不如也。”
1912年8月，宋教仁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等組建國民黨，意圖遏製直指袁世凱的獨裁野心。他不認同孫中山“武力討袁”的主張，堅信“議會政治可以馴服強權”。在武漢演講時，他站在閱馬場的高台上，對著萬餘名聽眾說：“總統者，國民之公仆也，若其違法，國會可彈劾之，內閣可罷免之。”台下掌聲雷動，而這番話，早已通過密探傳到了北京新華宮。
袁世凱起初想拉攏宋教人。據《宋教仁年譜》記載，袁曾派人送去五十萬銀元支票，說“鈍初先生家境清苦，這點錢權當補貼家用”，宋教仁原封不動退回，附信說：“公為總統，我為議員，各守其分，不必以私款相贈。”後來又許以“內閣總理”職位，宋教仁笑答：“若國民黨勝選，總理之位自當由黨員推舉，非總統私相授受。”
的態度這種不卑不亢，讓袁世凱動了殺心。北洋政府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在給上海青幫頭目應桂馨的密電中寫道：“宋教仁迭次演講，鋒芒太露，已危及大局，可設法處置。”《宋教仁案證據彙編》）而宋教仁對此並非毫無察覺，臨行前有人勸他“滬寧線治安混亂，改乘輪船為妥”，他卻笑道：“共和時代，豈有政客因言論招禍之理？”
20日晚7時45分，月台上人聲嘈雜。宋教仁剛踏上車廂的踏板，突然從柱子後閃出一個黑影。“砰！”槍聲撕裂暮色，他踉蹌著轉身，看見刺客穿一件藏青色短褂，正混入逃散的人群。“抓住他！”於右任的怒吼驚醒了混亂，黃興撲過去扶住宋教仁，隻見鮮血從他腹部湧出，迅速浸透長衫。
“鈍初！鈍初！”黃興聲音發顫。宋教仁忍著劇痛，抓住他的手腕：“克強黃興字）兄，莫管我，快追刺客……我痛……”他被抬上救護車時，還在喃喃叮囑：“彆讓人破壞了現場……這是證據……”
滬寧鐵路醫院的急救室裡，煤油燈的光暈隨著醫生的動作晃動。主治醫生沃克美國人）剪開宋教仁的長衫，發現子彈從右肋射入，斜穿腹腔，傷及腸道。“必須立刻手術。”他對黃興說，可當手術刀劃開皮肉，鮮血仍止不住地湧。淩晨2時，宋教仁的呼吸漸漸微弱，他拉著守在床邊的於右任，氣若遊絲：“於兄……我死後，務必查清真相……諸公……繼續奮鬥……勿負我誌……”
3月22日淩晨4時48分，這位31歲的憲政鬥士停止了呼吸。臨終前，他留下三封遺書，一封致袁世凱，希望“總統開誠心，布公道，保障民權”；一封致國民黨同仁，叮囑“努力進行，勿以為念”；最後一封寫給在日本的妻子徐宗漢，字裡行間滿是不舍：“吾妻見字，勿為我悲，善撫吾兒……”
消息傳開，舉國震動。上海《申報》用整版篇幅刊登宋教仁遺像，標題是“民國柱石之隕”；南京的學生舉著“為宋先生報仇”的標語上街；連遠在日本的孫中山也中斷考察，急電國內：“鈍初死，國亡矣！”
各界要求政府迅速捉拿凶手，弄清真相。3月23日，一個名叫武士英的失業軍人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妓院被巡捕抓獲，他口袋裡還揣著應桂馨給的“刺殺酬金”——三十塊銀元。更驚人的是，巡捕在應桂馨的公館搜出一本密電碼和幾十封往來電文，揭開了驚天黑幕。
“正月初九，洪述祖）致應桂馨）：‘毀宋教仁）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
“二月廿二，應致洪：‘已覓得武士英，忠誠可靠，若令其行事，必不辱命。’”
“三月十三，洪致應：‘事速辦，款即彙。’”《民立報》1913年4月連載）
這些電文將袁世凱政府的陰謀暴露在陽光下。洪述祖是袁世凱的秘書，而電文中提到的“款”，正是從財政部秘密撥付的。更耐人尋味的是，內務總長趙秉鈞給應桂馨的電報中，有“手令已辦”字樣，雖未明說何事，但時間恰與武士英受命吻合。
武士英在獄中供稱：“應桂馨說宋教仁是‘民賊’，殺他能得重賞，還能封官。”可沒等庭審，他就在4月24日“暴斃”於看守所，官方說法是“突發急症”，但看守說“前夜有陌生人送湯藥入獄”。應桂馨後來在保釋後逃往青島，次年在火車上被人暗殺，殺人者自稱“為宋先生報仇”，後查明是袁世凱的特務。
真相雖未完全大白，但輿論早已判定“袁氏主謀”。梁啟超在《大中華》雜誌上寫道：“宋案之酷，慘絕人寰，此非一人之死，乃共和之死也。”孫中山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緊急會議，拍著桌子說：“法律解決之路已絕，唯有武力討袁！”黃興雖主張先“依法追責”，但在宋教仁的遺像前，最終點頭同意——二次革命的導火索，就此點燃。
宋教仁的葬禮在4月13日舉行，上海萬人空巷，送葬隊伍綿延十裡。有人舉著他起草的《國民黨政綱》，上麵“平均地權”“節製資本”的字樣被雨水打濕；有人捧著白花，高呼“打倒袁世凱”；外國記者拍下這一幕，發表在《紐約時報》上，標題是“中國的民主殉道者”。
此時的袁世凱，正忙著銷毀證據。他下令“嚴查造謠者”，查封刊登電文的報社，甚至暗示國會“宋案應內部處理，勿擴大事態”。當國民黨議員在國會提出彈劾趙秉鈞案時，北洋係議員以“證據不足”為由否決，氣得國民黨議員集體退場。
這場刺殺，成了民國民主進程的分水嶺。原本相信“法律能約束權力”的知識分子，開始轉向激進；孫中山從此認定“非革命不能救中國”，三年後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絕對服從總理”，與宋教仁的“分權製衡”理念漸行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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