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7月12日淩晨，江西湖口的炮聲劃破了長江的晨霧。李烈鈞站在炮台之上，望著對岸北洋軍的營地，手中的令旗一揮：“開炮！”轟鳴的炮聲中，他身後的士兵舉起“討袁軍”的白旗呐喊，拉開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宋教仁的靈柩停在上海靜安寺時，孫中山就從日本趕回了國內。4月27日，他在黃興的寓所召開緊急會議，桌上攤著宋案的密電證據。“袁世凱暗殺元勳，破壞約法，已暴露反革命真麵目！”孫中山一掌拍在桌上，茶碗震得叮當響，“我輩唯有起兵討袁，否則共和亡無日矣！”
可座下的響應者寥寥。黃興皺著眉翻看各地兵力報表：“先生，北洋軍有十萬之眾，且裝備精良，我軍散在南方各省，合計不足五萬，餉械兩缺，倉促起兵必敗。”陳其美叼著煙槍敲桌麵：“滬軍新編不久，士兵多是街頭流民，怕是頂不住馮國璋的攻勢。”更有人顧慮：“一旦開戰，百姓又要遭兵燹之苦，不如先通過法律彈劾袁世凱。”
兩派爭執不下，孫中山氣得發抖：“鈍初宋教仁）用生命證明，法律解決之路已死！你們不敢打，我獨自去廣東！”據《孫中山全集》記載，他甚至寫下血書：“袁賊不倒，民國不立，誓死討賊，舍我其誰！”可現實的困境擺在眼前：廣東都督胡漢民被袁世凱免職，湖南都督譚延闓態度曖昧，江西的李烈鈞雖願舉兵，卻也坦言“贛軍僅能自保”。
袁世凱也加快了動作，他利用“善後大借款”從五國銀行團搞到2500萬英鎊軍費，一邊擴充北洋軍，一邊下令罷免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位革命黨都督，釜底抽薪。6月18日，李烈鈞接到免職令時，正在湖口的水師營視察，他把公文撕成碎片扔進長江：“袁賊想削我兵權？除非江水倒流！”這句怒言，成了二次革命的先聲。
7月8日，李烈鈞潛回江西，在湖口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他在誓師大會上舉著宋教仁的遺像：“鈍初未竟之業，我輩當以血繼之！”士兵們舉槍響應，聲震山穀，可他們手中的步槍，半數是清末的老毛瑟，子彈每人隻發五發。李烈鈞的參謀長在日記裡寫：“將士有必死之心，奈何器械窳劣，糧餉不濟，恐難持久。”《湖口起義史料》）
湖口的炮聲點燃了南方的烽火。7月15日，黃興抵達南京，迫使江蘇都督程德全宣布獨立，自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他站在都督府的地圖前，手指劃過安徽、上海、福建：“隻要我們守住南京，安徽柏文蔚、上海陳其美、福建許崇智必能響應，形成掎角之勢。”可話音剛落，安徽傳來急報：柏文蔚剛宣布獨立，部下胡萬泰就被袁世凱策反，連夜包圍了都督府。
上海局勢同樣不妙。陳其美計劃攻打江南製造局，原本聯絡好的海軍艦隊司令被袁世凱用二十萬銀元收買。7月23日深夜，討袁軍向製造局發起進攻，子彈打在厚實的城牆上彈飛，而局內的北洋軍架起機槍掃射，衝在前麵的士兵成片倒下。
湖南的譚延闓表麵通電“響應討袁”，卻按兵不動，暗地裡給袁世凱發密電：“湘省局勢穩定，絕無異動。”當江西、江蘇戰事吃緊，李烈鈞派人求援時，他推說“湘軍未整訓，恐難當大任”，眼睜睜看著友軍陷入重圍。這種首鼠兩端，讓孫中山在上海氣得拍案：“譚延闓誤我！”
即便是真心舉義的省份，也難敵北洋軍的攻勢。安徽柏文蔚兵敗逃亡，福建許崇智寡不敵眾，廣東龍濟光袁世凱親信）趁機反攻，革命黨人苦心經營的南方根據地，短短一個月就丟了大半。《申報》記者在前線見聞中寫道：“討袁軍號令不一，如散沙聚堆，有的部隊上午還在作戰，下午就因無糧潰散，百姓避之不及，哀鴻遍野。”
南京成了最後的據點。黃興親自坐鎮紫金山炮台，可炮彈打出去三發就有兩發不炸——這些都是清末的庫存彈藥。8月13日，馮國璋的北洋軍打到城下，張勳的辮子軍也從側翼包抄而至，8月14日，北洋軍的重炮轟開了南京太平門。張勳的辮子軍如潮水般湧入，見人就殺，見房就燒。秦淮河畔的商鋪被搶空，夫子廟的戲台成了刑場，有士兵因剪了辮子被當作“革命黨”砍頭，屍體順流而下，染紅了江麵。美國傳教士史密斯在日記裡寫：“城破之日，火光衝天，哭喊之聲徹夜不絕，這哪裡是討袁，分明是生靈塗炭。”
此時的黃興已無力回天。8月29日夜，他在日本領事館的幫助下，乘“龍田丸”商輪撤離南京。站在甲板上回望，南京城的火光映紅了夜空，他突然對隨從苦笑：“我等苦心經營十餘年，竟不敵袁賊一旅之師？”
南京失守後，討袁軍的防線徹底崩潰。8月18日，南昌被北洋軍攻陷，李烈鈞帶著殘部躲進廬山，身邊隻剩數十人；9月1日，張勳的辮子軍開進南京，縱兵燒殺三日，英國領事估計“平民死傷逾萬”；上海製造局的槍聲停了，陳其美化妝成商人逃往日本；安徽、福建的討袁軍相繼解散，將領們或流亡，或投降，曾經轟轟烈烈的二次革命，短短兩個月就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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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在北京新華宮擺起了慶功宴。他舉起酒杯對段祺瑞說：“孫文、黃興之流，不過跳梁小醜！”隨即下旨通緝“亂黨”：孫中山、黃興、李烈鈞等二十九人被列為“國事犯”，懸賞金額從五千元到十萬元不等。上海《時報》刊登的通緝令上，孫中山的照片被畫了紅圈，旁邊寫著“就地正法”。
南京的討袁軍士兵被俘後，北洋軍把他們綁在鐵軌上，用火車活活碾死，鐵軌旁的野草半年後還是黑紫色；江西的農會會員因支援過討袁軍，被北洋軍集體活埋；革命黨人朱執信在廣州被捕，臨刑前罵不絕口，劊子手用棉花塞住他的嘴，鮮血卻從嘴角湧出，染紅了胸前的“共和”徽章。
流亡日本的輪船上，孫中山望著東海的浪濤，對身邊的胡漢民說：“此次失敗，非袁氏太強，乃我等太弱。”他手裡攥著一份從國內帶出來的報紙，上麵是袁世凱解散國會的公告——那個宋教仁用生命扞衛的議會，終究成了空談。船舷邊，黃興的身影被月光拉得很長，他剛給國內友人寫了封信，末尾說：“共和之路，道阻且長，我輩唯有死戰，再無退路。”
東京的流亡寓所裡，革命黨人召開了一次沉痛的會議。有人痛哭流涕，有人互相指責，有人主張“暫停革命，等待時機”。孫中山站起身，目光如炬：“失敗乃成功之母，此次雖敗，卻讓國人看清了袁世凱的真麵目。我等當重組政黨，再舉義旗！”1914年7月，他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要求黨員宣誓“絕對服從總理”，哪怕因此與黃興產生分歧，也在所不惜——經此一敗，他深知渙散的組織無法對抗強權。
留在國內的革命黨人，有的轉入地下，有的隱姓埋名，卻從未放棄理想。上海的陳獨秀在《新青年》的前身《青年雜誌》上撰文，反思二次革命的教訓：“革命失敗，非患於兵不強，而患於民智未開，思想未新。”這種反思，後來催生出新文化運動的浪潮。
曆史學家章開沅曾說：“二次革命的失敗，是民主製度在中國首次遭遇的重創。它證明，光有理想不足以對抗強權，還需要組織、民眾與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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