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午後，北京飄著零星細雨，卻澆不滅青年學生胸中的怒火。數千名身著長衫的學生從北京大學紅樓出發，舉著“還我青島”“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標語，湧向天安門廣場。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勝利告終。消息傳回中國，舉國歡騰。作為戰勝國之一，國人普遍認為，中國多年的“以工代兵”約14萬華工赴歐洲戰場承擔後勤任務，數千人犧牲）終於能換來應有的尊重，至少可以收回被德國強占的山東權益。當時的《晨報》刊登讀者來信：“今歐戰告終，我國為戰勝國之一，國際上之地位，固已增高。從前所失之權利，當可乘機收回，此固我國民所日夜禱祝者也。”
然而，現實很快擊碎了這份期待。1919年1月，巴黎和會召開，中國派出以陸征祥為團長的代表團，提出三項核心訴求：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駐軍、取消“二十一條”；收回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包括膠州灣租界、膠濟鐵路等）；取消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等。但在英、法、美、日等列強的操縱下，中國的合理訴求被完全無視。
日本早在1917年就與英、法、意等國簽訂秘密協議，以“戰後支持日本對山東權益的要求”換取其參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牧野伸顯強硬主張：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已通過1915年中日條約即“二十一條”）及1918年中日換文確定歸屬日本”，要求直接繼承。美國總統威爾遜雖曾提出“十四點原則”倡導“民族自決”，卻最終在現實利益麵前妥協，最終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
4月30日，巴黎和會正式作出決定：德國在山東的所有特權“概讓與日本”。消息傳回國內，猶如晴天霹靂。5月2日，《晨報》《國民公報》等報紙披露和會決議，北京學界率先沸騰。北京大學學生謝紹敏在宿舍悲憤交加，當場咬破手指，寫下“還我青島”的血書；5月3日晚，北大法科禮堂擠滿了各校學生代表，會上群情激憤，有人當場高呼“犧牲救國”。經過連夜商議，各校決定次日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一場風暴即將來臨。
5月4日下午1時，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的3000餘名學生齊聚天安門。廣場上懸掛著“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的白旗，學生們散發《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其中寫道：“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遊行隊伍先往東交民巷使館區請願，卻被軍警阻攔在巷口。憤怒的學生轉向趙家樓，那裡是親日官員、時任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曾參與簽訂“二十一條”，其子娶日本貴族之女）。學生們衝破軍警防線，湧入曹宅，發現曹汝霖已逃離，便將屋內的日本家具、信件點燃。熊熊火光中，正在曹宅的駐日公使章宗祥被學生痛打致重傷。這就是著名的“火燒趙家樓”事件。
北洋政府隨即出動軍警鎮壓，逮捕32名學生。5月5日，北京各校宣布罷課，通電全國抗議逮捕學生；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立，統一領導運動。天津、上海、武漢、長沙等城市的學生紛紛響應，遊行、演講、抵製日貨的浪潮迅速蔓延。
麵對全國壓力，北洋政府於5月7日釋放被捕學生，但拒絕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曾任駐日公使，親日派）三人職務，也未承諾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5月19日，北京學生再次宣布總罷課，並組織“救國十人團”上街演講，向民眾宣傳反帝愛國思想。軍警再次大規模逮捕學生，至6月初已拘捕近千人，北大法科校舍被改為臨時監獄。
北洋政府的高壓政策激起了更廣泛的反抗。6月3日，上海率先響應：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先從南市開始，後蔓延至全城），更重要的是，上海工人階級首次大規模參與政治運動——日資紗廠工人、電車司機、碼頭工人等相繼罷工，人數達六七萬。罷工聲明寫道：“我輩工界，誓不與曹、章、陸諸賊共立於天地間！”
上海“三罷”的成功，迅速引發連鎖反應。唐山、長辛店的鐵路工人，天津、漢口的碼頭工人，南京的絲織工人等紛紛罷工，形成了“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的全國性運動。運動中心也從北京轉移到上海，參與者從知識分子擴展到市民、工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民反帝愛國運動。
這場運動中，各地湧現出無數感人場景：天津學生郭隆真、劉清揚等組織“天津女界愛國同誌會”，衝破封建禮教束縛走上街頭演講；長沙學生毛澤東主編《湘江評論》，寫下《民眾的大聯合》，呼籲“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武漢學生在街頭演講時，一位人力車夫捐出一天收入，說“我雖不識字，卻知國家要亡了”；上海罷市期間，商人在店鋪門前貼出“國家將亡，無心營業”“不除國賊，誓不開市”的標語，甚至有人銷毀店內日貨以示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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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運動的壓力終於迫使北洋政府讓步。6月10日，總統徐世昌下令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職務；6月28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在國內民眾的強烈反對下，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這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第一次拒絕簽署不平等條約，五四運動取得了直接勝利。
五四運動的意義遠不止於外交勝利，更在於它對中國思想界的深刻重塑。運動中，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考“救國之路”：單純的反帝愛國不足以改變中國，必須從根本上改造社會製度。這種思考推動了思想領域的分化與探索，形成了三大思潮的交鋒。
一是自由主義的深化。以胡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繼續倡導“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通過教育、改良實現社會進步。他們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但反對過激的暴力行為，認為“文明排外”才是理性選擇。胡適在《每周評論》上撰文：“愛國的方法很多，犧牲的精神也很可敬，但我們更需要的是冷靜的思考和持久的努力。”
二是無政府主義的傳播。劉師複、黃淩霜等知識分子主張廢除一切政府和權威，建立“各儘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他們在學生和工人中發行《自由錄》《工餘》等刊物，組織“工讀互助團”，試圖通過小型互助組織實現社會改造。北京、上海的工讀互助團一度吸引了瞿秋白、張崧年等青年參與，但因經濟困難和內部矛盾很快解散，卻為後來的社會實驗提供了借鑒。
三是馬克思主義的崛起。李大釗是最早係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全麵介紹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五四運動中，他親自參與遊行，營救被捕學生，並在《每周評論》上連續發文聲援運動。運動後，他與陳獨秀等人開始在工人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創辦《勞動者》《勞動界》等通俗刊物，在長辛店、上海等地組織工人夜校。
五四運動中的“反帝”與“反封建”是緊密結合的。學生們在高呼“外爭主權”的同時，也猛烈抨擊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意識到“內除國賊”與“外爭主權”同樣重要。這種將民族獨立與社會改造相結合的思路，超越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標誌著中國革命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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