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恢得知糧草營被燒，軍心徹底渙散，陶侃趁機率領城中軍隊出城反擊，與夜襲部隊前後夾擊，叛軍潰不成軍，陳恢僅率數名親信逃走。廬江保衛戰的勝利，再次彰顯了陶侃的軍事才能，但此時劉弘病逝，陶侃失去了最堅實的靠山。朝廷中，嫉賢妒能之人趁機發難，散布“陶侃與陳敏私通”的流言，陶侃雖心中坦蕩，卻也深知朝堂險惡，隻能默默堅守崗位，以實際政績駁斥流言。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永嘉之亂爆發，匈奴貴族劉曜率軍攻破洛陽，晉懷帝被俘，西晉名存實亡。次年，琅琊王司馬睿在江東稱帝，建立東晉，定都建康今江蘇南京），是為晉元帝。因陶侃在江東多次平叛有功，聲望日隆，東晉朝廷任命他為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後又升任荊州刺史。
荊州地處長江中遊，是東晉的軍事重鎮，戰略地位至關重要。時任大將軍的王敦素有野心，意圖掌控朝廷，見陶侃在荊州深得民心，擔心他成為自己奪權的阻礙，便以“廣州需重臣鎮守”為由，上疏朝廷，將陶侃調任廣州刺史。
廣州在東晉初年屬偏遠之地，遠離中原戰亂與朝堂中樞——王敦此舉，實則是將陶侃排擠出權力核心。陶侃深知王敦的意圖，卻並未上疏抗爭，而是坦然領命，攜帶家眷前往廣州就任。
抵達廣州後，陶侃發現此地政局穩定，民生安樂，每日除處理日常政務外，並無緊急事務需處理。換作他人，或許會耽於安逸，消磨誌氣，但陶侃始終牢記“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擔心久處安逸環境，會導致自己能力衰退，他日若戰亂再起，難以承擔重任。
為砥礪心誌，陶侃為自己定下一條規矩：每日清晨，必定將一百塊甓磚甓）從室內搬運至室外；日暮時分，再將這一百塊甓磚從室外搬回室內。無論風雨寒暑，從未間斷。部下見他每日如此辛勞，皆不解其意，問道：“將軍身居廣州，政務清閒，為何要這般自苦？”
陶侃放下手中的甓磚，對部下解釋道：“諸位以為廣州安定，便可高枕無憂嗎？北方胡族尚未平定，中原百姓仍深陷苦難，我等身為東晉臣子，當以收複失地、匡扶社稷為己任。若此刻耽於安逸，懈怠心誌，他日何以領兵北伐，解救中原百姓？今日搬甓，並非為了吃苦，而是為了磨礪意誌——身體不鬆懈，誌向便不會墮落；誌向不墮落，方能成就大事。”
這便是“陶侃運甓”的典故。在廣州任職的數年裡，陶侃除每日堅持運甓礪誌外，亦未荒廢政務：他整頓廣州吏治，嚴懲貪腐官員；鼓勵百姓開墾荒地，發展農桑與商業；加強沿海地區的防禦，抵禦海盜侵擾。在他的治理下，廣州的經濟日益繁榮，百姓安居樂業，成為東晉南部的穩定屏障。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終於撕下偽裝，以“清君側”為名，從武昌起兵反叛，率軍直逼建康。晉元帝無力抵抗，王敦順利攻入建康，誅殺元帝身邊的親信大臣，自任丞相，掌控朝政。晉元帝憂憤交加，次年便病逝，太子司馬紹繼位，是為晉明帝。
晉明帝素有英氣，不願受製於王敦，暗中聯絡忠於朝廷的大臣，圖謀鏟除王敦。太寧二年公元324年），王敦得知晉明帝的計劃後，再次起兵反叛。此時王敦已年老體衰，無法親自領兵，便命其兄王含及部將錢鳳、沈充統領叛軍，攻打建康。
叛軍勢如破竹，建康危在旦夕。晉明帝召集群臣商議對策，眾臣一致認為：“如今能平定王敦叛亂者，唯有廣州刺史陶侃。陶將軍兼具將才與民心，威望卓著，若召他領兵北上，必能扭轉戰局！”晉明帝采納眾臣建議，即刻下詔，任命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令他率軍北上討逆。
陶侃接到詔書後，即刻點兵啟程。部下中有人勸他：“王敦勢力強盛，建康局勢不明，將軍若貿然北上，恐有不測。不如先觀望局勢，待形勢明朗後再作決斷。”陶侃正色答道：“王敦反叛，意圖傾覆社稷，若天下人皆抱觀望之心，政權何以存續？我身為晉臣，當以國事為重，豈能因一己安危而置社稷於不顧！”
率軍北上途中，各地官員與百姓聽聞陶侃領兵討逆，紛紛響應：或派兵助戰，或捐獻糧草，陶侃的軍隊規模迅速從數千人擴充至數萬人。抵達荊州後，陶侃與大將軍溫嶠彙合，二人共同商議破敵之策。溫嶠分析道：“王含、錢鳳雖擁重兵，卻缺乏謀略，且王敦病重的消息已傳開，叛軍軍心不穩。若先擊敗錢鳳，王含的軍隊便會不戰自潰。”
陶侃深以為然，隨即分兵兩路：一路由溫嶠統領，駐守建康城外，阻擊王含的軍隊；另一路由自己親自統領，直搗錢鳳的軍營。陶侃率軍抵達錢鳳營外後，並未急於進攻，而是先派人偵查叛軍動向，得知錢鳳每日縱容部將飲酒作樂，軍紀極為渙散。
當晚，陶侃率領精銳部隊發動突襲，叛軍毫無防備，營中大亂。錢鳳見局勢失控，隻得率領殘部逃走，後被部下斬殺，首級被送至陶侃軍營。錢鳳被殺後，王含的軍隊軍心徹底崩潰，溫嶠趁機率軍出擊，王含的軍隊大敗，王含本人亦被斬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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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武昌的王敦聽聞叛軍大敗的消息，又氣又急，病情急劇惡化，不久便病逝。其部將沈充試圖繼續反叛，也被部下斬殺。至此，第二次王敦之亂徹底平定。晉明帝封陶侃為長沙郡公，任命他督荊、江二州諸軍事，兼任荊州刺史。此時的陶侃，已成為東晉最具威望的大臣，掌控長江中遊的兵權，成為支撐東晉政權的“定海神針”。
王敦之亂剛平，東晉又麵臨新的危機。鹹和二年公元327年），曆陽內史蘇峻因不滿朝廷對其兵權的限製，起兵反叛。蘇峻驍勇善戰，部下多為精銳，率軍一路勢如破竹，很快便攻至建康城外。次年，蘇峻攻破建康，挾持年僅七歲的晉成帝晉明帝之子）前往石頭城，誅殺朝廷大臣，縱兵劫掠，建康淪為人間地獄。
大臣溫嶠、庾亮等人逃至尋陽，商議討平蘇峻之事。溫嶠提出：“如今要平定蘇峻叛亂，需推舉一位盟主統攝諸軍。陶侃將軍忠勇兼備，威望素著，唯有他能擔當此任！”庾亮此前曾與陶侃有嫌隙，擔心陶侃不願相助，但此時已無他法，隻能隨溫嶠一同前往荊州，懇請陶侃出山。
陶侃聽聞蘇峻反叛、挾持幼帝的消息後，早已怒不可遏，正欲起兵，見溫嶠、庾亮親來相請，便慨然應允。鹹和三年公元328年），陶侃被眾臣推舉為盟主，統領各路討逆大軍，從荊州出發，討伐蘇峻。
行軍途中，噩耗傳來：陶侃之子陶瞻在之前的戰鬥中被蘇峻軍隊斬殺。部下皆勸陶侃：“將軍喪子之痛深切，不如先返回荊州治喪，待日後再討蘇峻不遲。”陶侃擦乾眼淚，對部下說道：“我子為國家捐軀，死得其所！如今幼帝被挾持，朝廷危殆，百姓受難，我豈能因私仇而廢國事？蘇峻不僅殺我之子，更殘害天下百姓，我必誅之，既為子報仇，也為社稷安寧！”
說完，陶侃傳令大軍加速前進，很快便與溫嶠、庾亮的軍隊彙合。蘇峻聽聞陶侃前來，心中雖有忌憚，卻仍率軍前來挑戰。陶侃親自前往陣前，指著蘇峻斥責道：“蘇峻！你受朝廷恩寵，卻起兵反叛，挾持幼帝，屠戮百姓，此乃天地所不容之舉！今日我奉詔討逆，必斬你以謝天下！”
蘇峻大怒，率軍衝鋒，陶侃令大軍堅守陣地，不許出戰。蘇峻連續攻打數日，未能突破陶侃的防線，叛軍死傷慘重，軍心漸亂。陶侃察覺叛軍銳氣已挫，又通過偵查得知蘇峻軍隊糧草不足，便對眾將說道：“蘇峻軍隊雖勇猛，卻缺乏糧草支撐，我等隻需堅守營寨，待其糧草耗儘，再發動進攻，必能破敵。”
眾將聽從陶侃的部署，堅守營寨，任憑蘇峻如何挑戰，始終不出戰。數日後，蘇峻軍隊糧草耗儘，士兵饑疲交加，開始出現逃兵。陶侃見時機成熟，下令全軍出擊。他親自率軍衝鋒，士兵們見主將身先士卒，士氣大振，奮勇殺敵。蘇峻軍隊無力抵抗，全線潰敗，蘇峻本人在逃跑途中被陶侃的部將斬殺。
蘇峻死後，叛軍群龍無首，很快便投降。陶侃率軍收複建康，將晉成帝從石頭城迎回皇宮。晉成帝雖年幼，卻也知曉陶侃的救駕之功，拉著陶侃的手說道：“若無陶將軍，朕恐難再見宗廟！將軍乃社稷之臣也！”
平定蘇峻之亂後，陶侃的威望達到頂峰，朝廷任命他為太尉、都督天下軍事，留鎮建康。但陶侃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也不願卷入建康的權力紛爭，便上疏朝廷，請求返回荊州鎮守。晉明帝感念他的忠誠，應允了他的請求。
返回荊州後，陶侃並未因功自傲，反而更加勤勉地處理政務。他深知，荊州是東晉的“西大門”，其穩定與否直接關係到東晉的安危，因此將全部精力投入到荊州的治理中，在陶侃的治理下，荊州的經濟迅速恢複，百姓安居樂業，從戰亂中走出的荊州，逐漸成為東晉最穩定、最富庶的地區之一。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皆在家中供奉他的畫像，祈願他安康長壽。
陶侃晚年雖身居高位、手握重兵，卻始終保持謙遜之心，多次上疏朝廷請求退休。鹹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已七十六歲，身體日漸衰弱，遂再次上疏請辭，疏中寫道：“臣年逾七旬，精力衰耗，目視昏花，耳聽不聰，恐難再承擔軍國重任。如今荊州安定，江東無事，臣願乞骸骨，返回尋陽養老，讓賢能之士接替職位，以保社稷長久。”
晉成帝深知陶侃的功績與忠誠，多次下詔挽留：“將軍乃國之柱石，若將軍退休，江東安危誰可托付？朕願將軍留鎮荊州，朕必倚將軍為長城！”但陶侃去意已決，再次上疏：“臣若貪戀權位、久占其職，必誤國事，此非臣所願。願陛下許臣退休，使臣能歸老桑梓，儘天年之樂。”
晉成帝見陶侃態度堅決，無奈應允，任命陶侃之子陶夏為荊州刺史，接替他的職位。陶侃接到詔書後，即刻整理行裝，啟程返回尋陽。然而，當他行至樊溪今湖北武昌一帶）時，病情突然加重，不久便病逝，享年七十六歲。
陶侃去世的消息傳到建康，晉成帝失聲痛哭，下詔追贈陶侃為大司馬，諡號“桓”，並親自為他舉行國葬。荊州百姓聽聞陶侃去世的消息，皆罷市哀悼，哭聲震地，從樊溪到尋陽的沿途百姓，皆自發為他送行。
《晉書》評價陶侃：“侃在軍四十一年，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裡中，路不拾遺。”這短短數語，精準概括了他的一生——從軍四十一年，平叛討逆、安邦定國；治理地方，勤政愛民，使千裡之地達到“路不拾遺”的安定局麵。他出身寒微，卻憑自身的勤慎與忠誠，走出了一條不朽之路；身處亂世，卻始終堅守本心，為東晉的穩定立下不可磨滅的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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