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左偏安歲序流，誰攜銳旅問中州？
平蜀曾摧三蜀壘，北伐空嗟九塞秋。
劍指長安雲黯黯，心窺宸極意悠悠。
功過千秋青簡載，一生爭議屬桓侯。
各位，我們翻開東晉的曆史長卷，桓溫始終是一個無法被簡化的人物。他不是單純的“忠臣”，也非純粹的“逆臣”；不是完美的“北伐英雄”，更非徹底的“亂世奸雄”。在門閥與皇權糾纏、胡塵與漢幟交織的東晉一朝，他以軍事才能為筆，以政治野心為墨，在江左大地寫下了一篇矛盾而厚重的篇章——既能憑萬兵掃平巴蜀，為東晉拓土千裡；亦能三番揮師北伐，讓中原遺民望旌旗而泣；卻又始終覬覦司馬氏的龍椅，將廢立帝王視作掌控朝局的籌碼，臨終前仍執著於九錫之禮，為登臨九五鋪墊最後的台階。
要讀懂桓溫，必先讀懂他所處的時代。東晉建政之初，便帶著“先天不足”的基因：公元317年，司馬睿在琅琊王氏的扶持下於建康稱帝，皇權自誕生起便被“王與馬，共天下”的門閥格局裹挾。王敦之亂、蘇峻之亂接踵而至，印證了“兵權在手，方能立足”的鐵律；而北方“五胡亂華”的浩劫，讓中原沃土淪為胡騎馳突之地，“北伐複土”成為東晉士民心中揮之不去的執念，卻也成了權臣們積累聲望、攫取權力的工具。
公元312年，桓溫生於琅琊郡今山東臨沂），其父桓彝是東晉開國功臣。桓彝早年追隨司馬睿南渡，以“有文武才略”著稱，曆任中書郎、宣城內史，是少數以軍功立足的非頂級門閥官員。按常理，桓溫當是“將門虎子”，享受優渥的成長環境，可命運卻在他十五歲那年，給了他一記沉重的打擊。
公元327年，“蘇峻之亂”爆發。曆陽內史蘇峻因不滿朝廷削權，以“清君側”為名起兵反叛，率叛軍一路攻破建康，控製晉成帝司馬衍。當時駐守宣城的桓彝，聽聞都城淪陷，立即領兵赴援，卻因兵力懸殊，被蘇峻部將韓晃圍困於宣城。城破之際，桓彝寧死不降，被叛軍殺害——這一年，桓溫剛滿十五歲，一夜之間，從“官宦子弟”淪為“孤兒”。
更讓桓溫刻骨銘心的是，時任涇縣縣令的江播，本是桓彝的舊部，卻在蘇峻叛軍圍城時臨陣倒戈，不僅泄露宣城的防禦部署，還參與了追殺桓彝的行動。桓溫將這筆血仇銘刻在心底，為父守喪期間，他不再是嬌生慣養的公子，而是晝夜苦練劍術。《晉書·桓溫傳》記載，這一時期的桓溫“性儉素，有英氣”，喪父之痛與複仇之心，讓他過早地褪去了少年意氣，多了幾分隱忍與果決。
三年守喪期滿，江播病逝。江家三子——江彪、江統、江思，以為“人死債消”，桓溫即便懷恨，也不會在父親的喪禮上發難。可他們低估了桓溫複仇的決絕。公元330年，十八歲的桓溫，身著素色孝服，暗藏匕首，徑直闖入江家靈堂。彼時江家三子正跪在靈前哭奠，抬頭見桓溫怒目而立，頓時嚇得魂飛魄散，慌忙起身抄起喪杖反抗。
但三年的苦練絕非徒勞。桓溫左手格開江彪的喪杖，右手拔出匕首，直刺其胸口，江彪當場倒地；江統、江思見狀欲逃，被桓溫追上，匕首接連刺入二人要害。轉瞬之間，江家三子儘數斃命於靈堂之上。殺完人後，桓溫提著三顆首級，轉身前往父親桓彝的墓前，將首級擺在墓碑前，磕了三個響頭：“父親，孩兒為您報仇了。”
這起“靈堂複仇案”，在當時的江南士大夫群體中引發了巨大震動。有人指責桓溫“太過酷烈”，違背了“士大夫守禮”的準則；但更多人則讚其“孝勇過人”，認為江播叛主殺帥，死有餘辜，桓溫此舉是“替父報仇，天經地義”。其中，時任荊州刺史的庾翼東晉名臣庾亮之弟，當時最有權勢的門閥人物之一），對桓溫尤為欣賞。庾翼曾對人說：“桓溫有雄略，若假以時日，必能為國立功，可比之孫權、司馬懿。”
庾翼的賞識，成了桓溫仕途的“敲門磚”。他不僅向朝廷上表推薦桓溫，還將自己的女兒庾氏嫁給了他，通過聯姻將桓溫納入庾氏集團的羽翼之下。有了庾家的支持，桓溫的官運如同乘上快馬——從琅琊內史起步，曆任徐州刺史、安西將軍府司馬，短短數年便從地方小官，成長為手握兵權的實力派將領。
公元343年，庾翼病逝。臨終前，庾翼再次向朝廷上書，力薦桓溫接替自己擔任荊州刺史、安西將軍。荊州是東晉的“西大門”，扼守長江上遊，掌控著巴蜀、荊襄的軍事命脈，是僅次於建康的戰略重鎮。當時的東晉朝廷，礙於庾氏集團的勢力，且無人能替代庾翼鎮守荊州，最終隻得同意。這一年，桓溫年僅三十一歲，他站在荊州的城樓上，望著東流的長江，心中有了“成就一番大業”的豪情壯誌。
手握荊州兵權的桓溫，深知“在門閥當道的東晉，唯有軍功能立威”。當時東晉的周邊，北方有前趙、後趙、前秦等胡人政權，實力強勁，不易撼動；而西南方向，盤踞巴蜀的成漢政權，正處於“國勢衰落”的狀態，成了桓溫眼中最理想的“立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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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漢政權的建立，源於西晉末年的流民之亂。公元304年，氐族首領李特率關中流民在四川起兵反晉，死後其子李雄稱帝，建立“成漢”，定都成都。到桓溫時期，成漢已傳至第四代皇帝李勢。李勢是個典型的昏君，《晉書·載記第二十一》記載他“驕奢淫逸，不恤國事”，不僅沉迷酒色，還縱容宗室大臣互相傾軋——當時成漢的朝政，被李勢的弟弟李廣、大臣馬當、解思明等人把持，官員貪腐成風，軍隊疏於訓練，巴蜀百姓怨聲載道。這樣的政權，在桓溫眼中，無疑是“待宰的羔羊”。
可即便如此，東晉朝廷對“伐蜀”仍持反對態度。原因有二：一是“地理險惡”——從荊州到巴蜀，需經三峽天險，山路崎嶇，水運艱難，補給線長達數千裡，一旦糧草斷絕，軍隊必敗；二是“風險過高”——荊州是東晉的西南屏障，若桓溫伐蜀失敗，荊州兵力空虛，不僅巴蜀會趁機反撲，北方的胡人政權也可能南下，東晉將陷入兩麵受敵的困境。當時朝廷中，除了桓溫的參軍袁喬，幾乎所有大臣都反對伐蜀，連宰相何充都直言：“溫雖有勇，然蜀道險遠，恐難成功，萬一失利，社稷危矣。”
但桓溫向來是“謀定而後動，不隨眾議”。他早已暗中派人勘察蜀道，了解成漢的兵力部署，並製定了“閃電戰”的戰術——以精銳部隊快速突破三峽，直搗成都，不給成漢反應的時間。公元346年冬天，桓溫未等朝廷正式批複，便以“袁喬為前鋒，周楚、孫盛為參軍”，點選一萬精兵，從江陵出發，沿長江而上，開啟了伐蜀之戰。
這是一場豪賭——一萬精兵，對抗一個立國四十三年的政權；一條險遠蜀道，承載著桓溫的仕途與東晉的西南安危。
桓溫的“閃電戰”戰術，很快便顯現出效果。大軍從江陵出發後，晝夜兼程，沿長江穿過瞿塘峽、巫峽、西陵峽，沿途的成漢守軍，大多因“猝不及防”而棄城投降。比如成漢的建平太守楊謙，原本駐守巫峽口，見晉軍來得迅猛，未戰先降；接著，晉軍又攻克了涪陵今重慶涪陵）、德陽今四川遂寧），短短兩個月，便打到了成都城外的“笮橋”今四川成都南部，當時是成都的南大門）。
直到此時，李勢才如夢初醒，慌忙調集成漢的全部兵力——約三萬大軍，在笮橋擺開陣勢，欲與桓溫決一死戰。笮橋之戰，成漢軍隊占據“主場優勢”：一方麵兵力是晉軍的三倍，另一方麵成漢士兵多為巴蜀本地人，熟悉地形，且知道“成都破則國亡”，因此戰鬥一開始便打得格外凶猛。
晉軍前鋒部隊很快便陷入劣勢——前鋒將領龔護戰死，士兵傷亡慘重，流箭甚至射到了桓溫的馬前。晉軍士兵開始慌亂，有些將領甚至向桓溫建議：“將軍，敵眾我寡，且我軍深入敵境，不如暫退，再圖後計。”
關鍵時刻，桓溫展現出了“梟雄本色”。他拔出佩劍，指著後退的士兵，厲聲喝道：“我軍千裡而來，為的就是今日一戰！誰敢後退，先斬誰！”接著，他轉頭對袁喬說：“敵軍雖多，但陣型散亂，且軍心不穩。你帶五百精銳騎兵，從側翼繞到敵軍中軍，突襲其指揮中樞，隻要打亂他們的陣腳，我軍必勝！”
袁喬領命，立即挑選五百騎兵，趁著戰場混亂，悄悄繞到成漢軍隊的側翼。當時成漢軍隊的中軍，正由李勢親自坐鎮，士兵們見皇帝在陣中，本還有幾分鬥誌，可當袁喬的騎兵突然發起衝鋒，喊殺聲震天動地時，成漢士兵頓時慌了——他們以為晉軍來了援軍，紛紛四散奔逃。
桓溫見狀，立即下令總攻。晉軍士氣大振，跟著袁喬的騎兵衝過笮橋，一路追殺，直逼成都城下。李勢看著潰逃的士兵，聽著城外的喊殺聲，知道大勢已去。他選擇了古代帝王投降的最高規格——“肉袒麵縛，輿櫬自歸”光著上身，用繩子綁住自己，讓人抬著棺材），親自到桓溫的軍營前投降。
公元347年，成漢滅亡。桓溫以一萬精兵，滅了一個立國四十三年的政權，將四川、雲南、貴州的大片土地重新納入東晉版圖。消息傳到建康，滿朝文武震驚不已——他們沒想到，這個三十五歲的年輕人，真的能完成“伐蜀”這一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朝廷不得不對桓溫加官進爵：封他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晉爵臨賀郡公，允許他“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從此，桓溫不僅掌控了荊州，還掌控了巴蜀、梁州等西南地區的兵權，成了東晉最炙手可熱的人物。而平蜀隻是桓溫成就“大業”的第一步——要想真正掌控東晉的權力，還需完成一件更能牽動人心的事：北伐。
北伐，是東晉士民心中的“執念”。自公元316年西晉滅亡，中原淪陷於胡人之手後，“王師北定中原日”便成了無數漢人百姓的期盼。而對東晉的權臣來說，北伐更是“積累聲望、攫取權力”的最佳途徑——隻要北伐有成績，便能被視作“民族英雄”，獲得士民的支持，進而壓製其他門閥，掌控朝廷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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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溫的第一次北伐，選在了公元354年，目標是占據關中地區的前秦政權。當時前秦的皇帝是苻健，公元351年剛建立前秦，定都長安，政權尚未穩固——苻健雖有才乾，但前秦內部仍有不少氐族貴族不服其統治，且與周邊的前燕、後趙殘餘勢力矛盾尖銳。桓溫認為，這是“收複關中，逼近長安”的最佳時機。
為了確保北伐成功，桓溫做了充分的準備：他從荊州、益州調集了四萬大軍，兵分兩路——一路由司馬勳率領，從子午穀今陝西長安縣南）出發，襲擾前秦的後方；另一路由自己親自率領，從武關今陝西丹鳳縣）出發，直逼長安。同時，他還與前涼政權結盟，讓前涼出兵牽製前秦的西部兵力。
公元354年二月，北伐正式開始。桓溫率領的主力部隊，一路勢如破竹：在武關，擊敗了前秦的將領苻生；在藍田今陝西藍田），又大敗前秦的精銳部隊，斬殺前秦將領苻萇；接著，晉軍攻克了灞上今陝西西安東郊），離前秦的都城長安僅一步之遙。
苻健嚇得魂飛魄散，趕緊將長安城內的老弱婦孺遷入城中，緊閉城門，同時派自己的弟弟苻雄，率領五千精兵駐守白鹿原今陝西西安東南），抵禦晉軍的進攻。此時的桓溫，站在灞上的高地上，望著不遠處的長安城，心中充滿了豪情——他離“收複西晉故都”的目標，是如此之近。
就在這時，一件讓桓溫終生難忘的事情發生了：關中地區的漢人百姓，聽聞東晉軍隊來了，紛紛從四麵八方趕來。這些百姓中，有白發蒼蒼的老人，有帶著孩子的婦女，還有拄著拐杖的殘疾人——他們大多是中原淪陷後留在關中的漢人後裔，有些老人甚至還記得西晉的年號。他們紛紛拿出家裡僅有的糧食、酒肉，送給晉軍士兵，嘴裡不停地喊著“官軍”“王師”。桓溫看著這些百姓，心中也泛起了酸楚——他知道，這些百姓期盼的，是“收複中原，重歸漢室”，而他肩上扛著的，不僅是自己的野心，還有無數漢人的希望。他扶起那位老人，安慰道：“各位父老放心，我軍此次北伐，就是為了收複中原，讓大家重新做晉朝的百姓。待我攻克長安，必奏請朝廷，讓陛下遷都於此，重現漢室榮光。”
可現實很快便給了桓溫一記重擊——他遇到了北伐最致命的問題：缺糧。
前秦皇帝苻健，雖是胡人，卻深諳“持久戰”的道理。他知道桓溫的大軍從江南而來，補給線漫長，因此采取了“堅壁清野”的戰術：他下令將長安城外的莊稼全部燒毀，將周邊的百姓儘數遷入城中，讓晉軍在野外找不到一粒糧食、一個能提供補給的村落。桓溫的大軍在灞上駐留了幾十天，糧食越吃越少，士兵們開始出現饑餓的情況。
為了解決糧荒，桓溫曾派人去周邊尋找糧食，可找到的隻有被燒毀的農田和空無一人的村落。他也曾嘗試與前秦決戰，可苻健始終緊閉城門，不與晉軍交戰，隻派苻雄率領少量騎兵，不斷襲擾晉軍的糧道。
公元354年五月，苻雄瞅準時機，率領五千騎兵，偷襲了晉軍的糧道。桓溫派大將桓衝桓溫的弟弟）率軍救援，結果在白鹿原被苻雄擊敗，晉軍損失了一萬多士兵，糧道也被徹底切斷。
糧道斷絕，士兵死傷，桓溫知道，此次北伐已無成功的可能。他站在灞上，望著近在咫尺的長安城，心中充滿了不甘——隻要再有一個月的糧食，他就能攻克長安，就能完成“收複故都”的壯舉，可他偏偏沒了糧食。
無奈之下，桓溫隻得下令撤退。撤退時，他想將關中的百姓遷到江南，以增強東晉的實力，也為日後的北伐儲備人力。可百姓們卻猶豫了——他們怕路上遭遇戰亂，更怕桓溫走後，前秦會對他們進行報複。最終，隻有三千多戶百姓願意跟著桓溫南下。
第一次北伐，就這樣以“功敗垂成”告終。桓溫雖打到了長安城外，獲得了百姓的支持，卻因缺糧而撤退，未能收複長安。但從政治層麵來看，桓溫的目的已經達到：他通過此次北伐，向朝廷證明了自己的軍事才能，也讓更多的人認可了他的聲望。而朝廷中反對他的人，比如時任揚州刺史的殷浩東晉名士，曾與桓溫爭奪兵權），後來因北伐前燕失敗，被桓溫彈劾罷免，桓溫的權力進一步擴大——他不僅掌控了荊州、益州，還趁機接管了揚州的部分兵權，成了東晉名副其實的“軍事第一人”。
第一次北伐後，桓溫的聲望達到了新的高度。他在荊州推行“屯田製”，組織士兵開墾荒地，積累糧食，為下一次北伐做準備；同時，他也在朝廷中不斷擴張勢力，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到各個重要崗位，逐漸掌控了東晉的朝政。
公元356年，桓溫發起了第二次北伐，此次的目標是盤踞在洛陽一帶的羌族首領姚襄。姚襄本是後趙的將領，後趙滅亡後，他投降了東晉，卻因不滿東晉朝廷的猜忌，於公元355年叛變，率軍攻占了洛陽，欲以洛陽為基地，在中原自立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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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陽對東晉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是東漢、曹魏、西晉三朝的都城，是“中原正統”的象征。收複洛陽，比收複長安更能提振人心。因此，桓溫將第二次北伐的目標鎖定為洛陽，既是為了消滅姚襄的勢力，也是為了通過“收複故都”，進一步鞏固自己的聲望。
這一次，桓溫吸取了第一次北伐缺糧的教訓。他提前在淮河、泗水一帶囤積了大量糧食，並親自率領兩萬大軍，從江陵出發，沿淮河北上，采取“穩紮穩打”的戰術，避免深入敵境導致補給斷絕。同時，他還派大將檀玄、胡彬率領偏師，襲擾姚襄的側翼，牽製其兵力。
姚襄知道桓溫的厲害，不敢與晉軍正麵交鋒。他率軍退守洛陽城南的伊水今河南洛陽南），並派使者去見桓溫，假意表示願意投降，實則想拖延時間，等待桓溫的糧食耗儘。姚襄的使者對桓溫說：“姚將軍本是晉臣，因被奸臣陷害，才不得已占據洛陽。如今將軍親來，姚將軍願率軍歸附，隻求將軍能奏請朝廷，赦免其罪過。”
桓溫一眼看穿了姚襄的計謀。他對使者說：“姚襄若真有歸降之心，便親自來我軍營中請罪；若想耍花樣，我今日便率軍踏平他的軍營，讓他死無葬身之地！”說完，桓溫便下令進軍，在伊水岸邊與姚襄展開決戰。
姚襄的軍隊雖有三萬多人，且多為羌族騎兵，勇猛善戰，但晉軍在桓溫的指揮下，陣型嚴整，士氣高昂。桓溫親自擂鼓助威，晉軍士兵奮勇衝鋒，很快便突破了姚襄的前鋒防線。姚襄試圖率軍反撲，卻被晉軍大將桓衝擊敗，羌族騎兵死傷慘重。姚襄見大勢已去，隻得帶著殘兵逃往北方，後來被前秦皇帝苻生斬殺。
公元356年八月，桓溫率領晉軍，順利進入洛陽城。當他走進洛陽皇宮時，看到的是一片殘破的景象：宮殿的柱子倒在地上，台階上長滿了野草，當年西晉皇帝舉行朝會的太極殿，隻剩下斷壁殘垣；宮門外的石獅子，也被戰火熏得發黑，失去了往日的威嚴。桓溫心中一陣感慨，他讓人清理皇宮的廢墟，又派人修複西晉皇帝的皇陵——司馬懿的高原陵、司馬炎的峻陽陵等，都在他的命令下得到了修繕。
修複皇陵後，桓溫親自前往祭拜。在司馬炎的峻陽陵前，他對著陵墓行了三拜九叩之禮，感慨道：“先帝指司馬炎）當年統一全國，何等威風；如今故都淪陷，皇陵殘破，臣之罪也！”周圍的士兵和官員，見桓溫如此“忠義”，紛紛感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