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拜完畢後，桓溫向朝廷上書，請求將東晉的都城從建康遷回洛陽。他在奏疏中寫道：“洛陽乃中原腹地，漢魏舊都，遷都於此，既能安撫中原百姓，又能震懾北方胡寇；且洛陽地處天下之中，便於日後北伐，收複河北、河東之地。臣懇請陛下指晉穆帝司馬聃）早作決斷，遷都洛陽，以慰天下蒼生之望。”
可桓溫的奏疏，卻遭到了朝廷的堅決反對。反對的主力，是江南的門閥大族——王、謝、袁、蕭等家族，他們的家眷、財產都在江南，若遷都洛陽，他們的利益將受到嚴重損害。比如時任宰相的王彪之琅琊王氏後人），便以“洛陽剛收複，城池殘破，且靠近北方胡寇，不安全”為由，反對遷都；謝安當時尚未成為宰相，但已是謝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表示“江南百姓安居已久，不願遷都，強行遷都恐引發民變”。
實際上，朝廷反對遷都的真正原因，是忌憚桓溫的權力。他們擔心，一旦遷都洛陽，桓溫將以“鎮守故都”為名，進一步掌控兵權，甚至將朝廷完全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因此，朝廷找了各種借口，拖延遷都之事，最終將桓溫的奏疏駁回。
桓溫知道，這是朝廷在“製衡”他。但他並未發作——此時的他，已不再是當年那個“靈堂複仇”的少年，而是深諳“隱忍”之道的權臣。他沒有強迫朝廷遷都，隻是留下兩千士兵駐守洛陽，任命戴施為河南太守，負責洛陽的防務，自己則率領大軍返回荊州。
雖然沒能遷都，但第二次北伐收複洛陽，仍讓桓溫的聲望達到了頂峰。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東晉能收複故都，全靠桓溫；而桓溫也通過此次北伐，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他被朝廷加封為“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獲得了“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的特權，這是古代大臣能獲得的最高禮遇，距離“篡權稱帝”，隻有一步之遙。
第二次北伐後，桓溫成了東晉的“無冕之王”——他掌控著東晉的大部分兵權，朝廷中的大事，都需先征得他的同意；皇帝晉穆帝司馬聃，對他言聽計從；江南的門閥大族，雖對他有所忌憚，卻也不敢公開反對。但桓溫並不滿足——他想通過第三次北伐，徹底消滅北方的胡人政權，建立“不世之功”，為自己“篡權稱帝”鋪平道路。
公元369年，桓溫發起了第三次北伐，此次的目標是占據河北、河南一帶的前燕政權。前燕是鮮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權，當時的皇帝是慕容暐，政權掌握在太宰慕容恪、吳王慕容垂兄弟手中。前燕的實力，比前秦、姚襄更強——它占據了中原最富庶的地區，擁有十萬大軍，且慕容垂是當時北方最傑出的將領之一，擅長騎兵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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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溫之所以選擇前燕作為目標，一是因為前燕剛經曆“慕容恪去世”公元367年）的權力真空，慕容垂與慕容暐的矛盾逐漸激化，政權內部出現裂痕；二是因為前燕占據了河南的部分地區，威脅到了東晉的北方邊境，“伐燕”既能消除威脅，也能獲得中原的富庶之地，為日後稱帝積累資本。
為了確保第三次北伐成功，桓溫做了前所未有的準備：他調集了五萬大軍，這是東晉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他還聯合了前秦，約定“兩國夾擊前燕，滅燕後，河南之地歸東晉，河北之地歸前秦”；同時，他開辟了“黃河水運”，通過黃河運送糧食，以解決補給問題。
公元369年四月，第三次北伐正式開始。桓溫率領大軍，從兗州出發，沿黃河東進，一路勢如破竹：在湖陸今山東魚台），擊敗了前燕的將領慕容忠，斬殺燕軍三千餘人；在金鄉今山東金鄉），又擊敗了前燕的大將慕容厲，攻克了金鄉城；接著，晉軍渡過黃河，在黃墟今河南蘭考）大敗前燕的主力部隊，斬殺前燕將領慕容臧，燕軍死傷萬餘人。
前燕皇帝慕容暐嚇得魂不附體，趕緊派使者去前秦求救，答應“若前秦出兵相救，願將虎牢關以西的土地割給前秦”。前秦皇帝苻堅，本想坐山觀虎鬥，見前燕願意割地，便派大將苟池、鄧羌率領兩萬大軍，前往救援前燕。
與此同時，前燕的吳王慕容垂，主動向慕容暐請戰，要求率軍抵禦桓溫。慕容暐雖與慕容垂有矛盾，但此時已無其他將領可用，隻得任命慕容垂為南討大都督，率領五萬大軍，前往枋頭今河南浚縣）迎戰桓溫。
枋頭是黃河中遊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前燕都城鄴城今河北臨漳）的必經之路。桓溫的大軍抵達枋頭後，便在此駐紮，準備進攻鄴城。而慕容垂則率領燕軍，在枋頭附近的林渚今河南浚縣東南）駐紮，與晉軍對峙。
慕容垂深知桓溫的弱點——依賴黃河水運補給。因此，他沒有與晉軍正麵決戰，而是采取了“襲擾糧道”的戰術：他派大將慕容德率領一萬騎兵，繞到晉軍的後方，襲擾黃河水運的糧船；同時，他派另一員大將慕容宙，率領兩千騎兵，不斷襲擾晉軍的營地，讓晉軍士兵無法休息。
桓溫的糧道，很快便出現了問題。慕容德的騎兵，多次攔截晉軍的糧船，燒毀了大量糧食；黃河的水位也因季節變化而下降，糧船無法順利通行。桓溫的大軍在枋頭駐留了一個多月，糧食越吃越少，士兵們開始出現饑餓和疲憊的情況。
為了解決糧荒，桓溫曾派大將袁真率軍進攻譙郡今安徽亳州）、梁國今河南商丘），試圖開辟新的糧道，卻被前燕的將領慕容塵擊敗。袁真的失敗，讓桓溫徹底失去了獲得補給的希望。
公元369年九月，桓溫見糧儘兵疲，且前秦的援軍即將抵達，隻得下令撤退。慕容垂早已料到桓溫會撤退，他沒有立即追擊，而是率領燕軍，悄悄跟在晉軍後麵，等待最佳的進攻時機。
當晉軍撤退到襄邑今河南睢縣）時，慕容垂認為時機已到。他率領五萬燕軍，突然發起進攻，同時前秦的援軍也從側翼夾擊晉軍。晉軍本就因缺糧而士氣低落，又遭到燕、秦兩軍的夾擊，頓時潰不成軍。士兵們四散奔逃，互相踩踏，死傷了三萬多人。
桓溫帶著殘兵，狼狽地逃回江南。當他回到建康時，五萬大軍隻剩下一萬多人，第三次北伐以“慘敗”告終。
枋頭之敗，對桓溫的打擊是毀滅性的。他一輩子靠軍功立威，可此次慘敗，讓他的聲望一落千丈——江南的士民開始指責他“好大喜功，不顧士兵死活”；朝廷中的門閥大族，也趁機重新抬頭，反對他的聲音越來越大；甚至他的親信，也開始對他產生懷疑。
桓溫知道，若不采取強硬措施，自己的權力將岌岌可危。他一生都在“以軍功固權”，如今軍功沒了，便隻能“以權謀固權”——他想到了一個狠招：廢立皇帝。
公元371年，桓溫率領大軍，進駐建康城外的白石壘，擺出“兵臨城下”的姿態，向朝廷上書，請求廢黜當時的皇帝司馬奕晉穆帝司馬聃死後，司馬奕繼位，是為晉廢帝），改立會稽王司馬昱為帝。
司馬奕是個老實人，在位期間並無過錯，甚至還能“恭謹節儉”，可桓溫要的就是“無過而廢”——他就是要通過“廢立皇帝”，向全天下證明：皇帝的廢立，全在他一念之間；東晉的皇權，早已掌控在他手中。
為了給廢帝找借口，桓溫編造了一個荒唐的理由——他造謠說司馬奕“不能生育”，讓自己的寵臣相龍、計好、朱靈寶等人，與後宮的美人私通，生下了兩個兒子，還說這兩個兒子“不是皇室血脈，不該繼承皇位”。他甚至還讓自己的親信，在朝廷和民間散布這個謠言，讓百姓誤以為司馬奕真的“荒淫無道”。
朝廷中的大臣，雖知道這是桓溫的陰謀，卻因懼怕他的兵權，不敢反對。隻有時任尚書仆射的王彪之，鼓起勇氣對桓溫說：“廢立皇帝是社稷大事，需有確鑿的證據。陛下指司馬奕）在位多年，並無過錯，僅憑謠言便廢帝，恐難服天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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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溫卻根本不聽，他冷冷地說：“我意已決，此事無需再議。若有人反對，便是與我為敵，與社稷為敵！”
最終，朝廷隻得同意廢黜司馬奕。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溫親自率軍進入建康，召集文武百官，宣布廢黜司馬奕，將其封為“海西公”，遷往吳縣今江蘇蘇州）居住。接著，他立會稽王司馬昱為帝，是為晉簡文帝。
司馬昱是個典型的“文人皇帝”，性格軟弱，毫無實權。他在位期間，所有的朝政都由桓溫掌控——桓溫可以隨意任免官員，可以直接頒布詔令，甚至可以不經過皇帝同意，調動軍隊。司馬昱對桓溫既懼怕又依賴，曾私下對人說：“桓溫若想稱帝，我隻能禪位給他，彆無他法。”
廢立皇帝後，桓溫的權力達到了頂峰。他被朝廷加封為“丞相、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並被允許“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還獲得了“賜九錫”的資格九錫是古代帝王賜給大臣的最高禮遇，通常被視為“篡權稱帝”的前奏）。
可此時的桓溫，已年過六十，身體也越來越差。他知道自己沒多少時間了，因此急於“加九錫、登大位”，在臨死前完成“稱帝”的心願。公元373年，桓溫病重，他讓自己的親信王坦之、謝安當時已成為朝廷的重要官員），去朝廷活動，請求給自已加九錫。
王坦之和謝安，雖表麵上服從桓溫，卻暗中反對他篡權。他們知道，隻要拖延時間，等桓溫病死，就能保住東晉的皇權。因此，他們以“加九錫的詔書，需寫得辭藻優美、符合禮製”為由，讓文人袁宏起草詔書，然後又以“詔書內容不夠完善”為由，反複修改，拖延時間。
袁宏先後修改了多次，王坦之和謝安卻始終不滿意，一會兒說“用詞不夠莊重”，一會兒說“對桓溫的功績描述不夠詳細”，硬是把加九錫的事情拖了下來。
桓溫躺在病床上，日複一日地等待著加九錫的詔書，可始終等不到。他知道，王坦之和謝安是在故意拖延，可他此時已無力起身，隻能眼睜睜地看著時間流逝。
公元373年七月，桓溫在姑孰今安徽當塗）病逝，享年六十二歲。直到死，他也沒能拿到那象征著“準皇帝”身份的九錫，沒能完成“稱帝”的心願。
桓溫死後，他的弟弟桓衝繼承了他的兵權。桓衝與桓溫不同，他沒有“稱帝”的野心，隻想保住桓家的地位。他主動將部分兵權交還給朝廷，與謝安等人合作，共同抵禦前秦的進攻後來的淝水之戰，便是桓衝與謝安聯手指揮的）。
桓溫的兒子桓玄，繼承了父親的“野心”。公元403年，桓玄起兵叛亂，攻克建康，廢黜晉安帝司馬德宗，建立了“桓楚”政權，終於完成了桓溫未竟的“稱帝”心願。可桓玄的政權，僅存在了一年多，便被劉裕率領的北府兵擊敗，桓玄被殺，桓家也徹底衰落。
桓溫的一生，充滿了爭議。《晉書·桓溫傳》評價他“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然野心不臣，覬覦神器”，這十六個字，精準地概括了他的矛盾性——他有雄才大略，為東晉立下了赫赫戰功；卻也有勃勃野心，為了權力不擇手段。
說他有功，他確實為東晉的存續與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拓土西南：平蜀滅成漢，將四川、雲南、貴州的大片土地納入東晉版圖，讓東晉的疆域擴大了近一半，也為東晉獲得了穩定的糧食產地和兵源地，增強了東晉的國力。
北伐複土：三次北伐，雖有勝有敗，但第一次北伐打到長安城外，第二次北伐收複洛陽，讓中原百姓看到了“王師北定”的希望，也讓北方的胡人政權不敢輕易南下，為東晉贏得了數十年的和平。
整頓吏治：他在荊州、益州任職期間，推行“屯田製”，減免賦稅，打擊貪腐，安撫流民，讓當地的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百姓的生活也有所改善。
說他有過，他的野心與手段，也給東晉帶來了巨大的動蕩：
濫用兵權：為了立威和奪權，他發動了多次戰爭，尤其是第三次北伐，明知前燕實力強大，卻仍強行出兵，導致五萬大軍死傷三萬多人，給東晉的軍事力量造成了嚴重損失。
廢立皇帝：為了掌控權力，他無過而廢司馬奕，立傀儡皇帝司馬昱，擾亂了東晉的皇權傳承，也開啟了“權臣廢帝”的先例，為後來桓玄的叛亂埋下了伏筆。
打壓異己：他在位期間，打壓反對自己的大臣，比如彈劾罷免殷浩，誅殺庾希、庾倩等庾氏家族成員，導致東晉的政治生態更加混亂，門閥之間的矛盾也更加尖銳。
可若站在桓溫的角度，我們也能理解他的“矛盾”。東晉的門閥政治，本就是“弱肉強食”的格局——王敦曾起兵叛亂，蘇峻曾攻破建康，若桓溫沒有野心，沒有兵權，恐怕早就被其他門閥打壓下去，連平蜀、北伐的機會都沒有。他的野心，既是個人欲望的體現，也是時代背景的必然產物。
桓溫臨死前，曾對身邊的親信說：“人生在世，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他確實做到了——千百年後，有人稱讚他是“北伐英雄”，為漢人的尊嚴而戰；也有人指責他是“亂世奸雄”，為了權力不擇手段。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桓溫的評價更為客觀：“溫有奇才，善用兵，然性剛愎，多忌害，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誌。”他認為，桓溫有軍事才能，卻因野心太大，最終未能成就“不世之功”，反而成了曆史的爭議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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