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中，他還以孔子的“正名”說教來抨擊王安石“不明君臣之大分和祖宗不足法”。
說王安石“不遵祖訓示變亂是非”，其學術是出於“刑名度數，性命道德”之說。
其他的我倒不敢說太多。
隻是這《熙寧奏對日錄》，是不是後人代筆？或者是王安石自己沒事乾瞎編胡說寫著玩的？倒是個不太可信。
《皇宋長編紀事本末》有載：熙寧元年四月，王安石第二次奏對。
神宗提出“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
說白了這個《日錄》是神宗皇帝自己要求王安石寫的。
而且皇帝自己也要了一份留檔。原因是怕說的事多了，自己記不住。
也就是說王安石寫完了皇帝是要對照著看的。而且，看完之後是需要交由秘書監存檔上封事。
你在裡麵胡寫亂改？估計是有點南極仙翁吃砒霜的意思。
這樣做，你們家的三族都會跟著一起罵你。
那位說了，這事放在宋朝不是什麼大事，因為有“不殺文官”的祖訓。
估計說了也沒什麼事，言論自由嘛，胡說也無妨。
彆介，你要是穿越到北宋可彆這樣乾。
我就聽說過“不殺言官，以開言路”。至於文官能不能殺，我倒是沒聽說過什麼“祖訓”裡有明確的說法。
不過，在當時，你就是罵皇上也沒人搭理你。
但是，你要在“秘書監”存檔“上封事”上胡寫，或者篡改什麼，那麻煩就不是一般的大了。
而且，這種類似“寫日記”的做法，當時朝廷大臣們也會經常這樣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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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王安石寫這樣的“日記”，司馬光也有這樣的“日記”。
英宗朝的參執政事趙拚，也著有《日錄》，而且，在編修《英宗實錄》的時候被采用了的。
《熙寧奏對日錄》本就是“熙寧閒荊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蔡卞又因其壻，方烜赫用事，於是乎“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佑史牒”書始益章。
建中靖國初，曾布“主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據依”。
好吧，你說這玩意造假，是彆人代寫的也得有證據啊？
還好，北宋沒通訊基站，要不然“輻射”這一條肯定也得加上。
不過也不好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沒發現通訊線路，也會有人說那會他們已經開始使用無線電了，那玩意兒輻射更大！
初讀此書時年少，不解其中奧義
饒是這了齋先生了得。
《宋史》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仁傑，明道似韓愈”。後人更是稱其精神“與嶽飛、文天祥同輝”。且共祀於南通文廟等處。
這妥妥的忠臣一個啊！怎的會撰有如此之言？
於是問於父上。
家父曰：硬幣兩麵且都不一樣，曆史人物也有其複雜性。
一個人，無論是眼光，還是思想境界，都不可能縱觀全局。因為上帝視角也隻有上帝才會有。
況且一個事物的發展過程動輒上百年，人的那點壽命是遠遠不夠的。而且，眼光也不夠長遠。
人的壽命和眼光的局限性，隻能讓他們憑借了本能去堅持自己心中的“道”。
而且，一個人的人品是不能等同於“道德”的。
“道”是本性，天性使然，而“德”的存在，是人們克製和約束自身本性的能力。
就事去評論人本身就是個錯誤。
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事來講。
好人成佛，要經曆九九八十一難，壞人成佛，卻隻需放下手中的屠刀而已。
如果照這樣說，也太便宜這壞人了吧？
不能理解是正常的。
因為你不知道壞人放下心中的屠刀之時，不僅僅是要放棄所有做壞事給自己帶來的利益。同時，還要有莫大的勇氣，去麵對各種各樣的極端的因果報應，悶頭硬扛，隻身向白刃。
這其中的頓悟、勇氣和控製力便是“德”。
此間的珍貴和勇氣及覺悟，要比那九九八十一難來的要難的多。
一個是內心修境，一個是外境修身。也就是“心殺境”和“境殺心”的問題。
小子無知，且是不敢去評價了翁的功過是非。
倒是他的一闕“卜算子”小可甚是喜歡。且書之與諸君共賞。
咄咄汝何人，眼在眉毛下。
明月相隨萬裡來，何處分真假。
問著總無言，有口番成啞。
荊棘林中自在身，即是知音者。
然，時代需要變革的。
而，任何一場變革，都是痛定思痛之後的無奈的洗心革麵。
不可否認王安石、司馬光是睿智、博大的。
他們之間儘管是一個相愛相殺，然卻又是一個同心同德，協於克一。
然後世，這原先“同心同德”、“協於克一”兩黨，卻不可逆轉的隻剩下相殺。
況且，宋，由封建專製的古代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為主自給自足的社會，向一個工業化、商業化、城市化的近代經濟社會轉變。
這種變革是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參與其中，並成為改革的主導。
比如說章惇，比如說蔡卞，比如說曾布，比如說蔡京。
同樣，一場變革，是需要一個從內到外的認識才能不至於那麼痛苦。
畢竟，彆人用先進文明降維打擊你，並且改造你的社會和思想時，是不會那麼仁慈的。
他們不會管你是什麼“天人合一”的田園牧歌，也不會在乎你的柴米油鹽詩酒花。
他們采取的方式比較極端。
比如殖民，比如商品傾銷，比如鴉片戰爭，比如大東亞共榮圈。
有史以來的文明降維打擊，都沒有任何仁慈可言。
而且，實施方並沒有任何的負罪感。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是在拯救你。
就好比將那貓貓狗狗閹割了去，隻言贈其壽數。讓他們不要為一些性欲的事分心，好好的成長一樣。
被人閹割，隻不過你的文明維度不夠，和你本身的思想的不夠開化，不能理解他們的“善意”罷了。
而一個民族的自我改造，更是需要莫大的勇氣。
敢於麵對自己的薄弱，敢於舍棄安逸的詩酒田園，敢於放下自己的“天人合一”和眼前的苟且，敢於直麵血淋淋的，勇於剖析自己的手術刀。
北宋人做不到，是源於他們過於眷戀田園牧歌和他們心中的“道”。
明朝人做不到，也是為了眼前的苟且不忍剖析自己和自我的割舍。
於是，才有得八百餘年之後，有那麼一幫人。
他們堅韌，他們博大，他們敢於舍棄，敢破敢立，敢於海納百川。
他們的犧牲和堅持，讓我們這個文明再次像個人一樣的站起來，不再擔心，被人把我們從這個民族中“閹割”了去。並且，他們有能力拒絕其他文明所謂“善意”的改造。
如有幸生於他們那個年代，小可不才，願和自己的父輩一樣，立於其麾下，唯其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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