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史書或是後人怎樣評價這位了翁先生。不過可以負責任的說，了翁的《尊堯集》卻是引發了元豐、元佑兩黨於徽宗朝再次爭鬥的一根導火索。
於是乎，留在“政和初春”的“崇寧殘雪”再心入。
於是乎，便又是一個“自此浮沉不由人”。朝中兩黨又將那“知性相殺，薪火不斷”之事重來。
然，如此勢均力敵的爭鬥，卻是給了呂維這幫人一個天大的時機。卻又讓呂維一個扼腕歎息。
自家這一手“德洪冒籍訕謗”陰損還未使出，那天覺相，就已經在兩黨第一波次的爭鬥中倒下了。
天覺相雖為人中剛，但是，讓他處理通貨膨脹這等，到現在都還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著實有些難為他了。
倒不是這張商英無能，北宋的整個政府本身，對於處理這種複雜的經濟情況的經驗，卻不能說是不足。那叫壓根就沒有啊！
咱們改革的初期，還有美國這塊石頭可以摸著過河。
北宋那會？美國？整個歐洲還不知道在哪裡轉筋呢。
那就摸著石頭過河唄！
彆鬨了，那會我們就是那塊河裡的石頭！整個世界都在等著摸著我們過河呢！
然，更要命的是，但凡有點經驗的都被乾掉了，比如說蔡京。
咦？怎麼說蔡京精於此道？
倒不是他精於此道。而是這位三朝元老一直在從事這件事。拆東牆補西牆經驗比較多罷了。基本還能讓政府不至於喪失經濟的把控能力。
北宋的那場經濟危機，源於“準備金”不足而導致貨幣超發。並且到哲宗朝後期，也就不要什麼準備金了，直接發行算了，反正準備金老是不夠用。
到了徽宗朝，崇寧年的貨幣改革，將“交子”改為“錢引”的同時，有用《募役法》讓富戶出錢，全國性的搞大基建來盤活經濟，然卻隻是一個稍微暫解了經濟危機的爆發。
然，蔡京杭州居住後，交子又是一個“不蓄本錢”的大規模的超發。至大觀四年便是一個“至引一緡，當錢十數”。
可笑嗎？不可笑。沒經驗罷了。
但是，如果沒有他們這樣，我們現代人看來既可笑的又愚蠢的作死的行為，那麼這些行為，也可能是我們現代人的必由之路。
畢竟，我們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前行。
雷，總得有人去踩的。
這經濟危機麽，說起來倒是簡單。
比如說一個封閉性的社會，有一百人來說。
假設，這個一百人社會所創造出來物資也是完全夠一百人用的。而且，資源分配也是平均的。
每個人都有百分之十。這樣就能達到一定的社會基本平衡和穩定。
但是，現在這一百人中的一個人就占有了全部資源的百分之九十，那麼剩下的就九十九個人，也隻能分到社會財富的百分之十。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現象，整個社會的資源、貨幣隻有那麼多。占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消費能力再強，也不可能替代其他人的消費力，因為消費能力和實際消費力是不能劃等號的。
消費能力是我有這樣的能力，消不消費看我自己的意願。消費力就不一樣了，那是一個被迫的，關乎生存的剛需。
但是，一個社會的消費趨勢，往往是向高附加的值商品趨近。也就是向消費能力趨近。
而對於生活必需品的低附加值的剛需，他們的消費力也就是和原來的差不多。
這就造成了低附加值剛需商品的消費力不足，高附加值的商品生產過剩。
而那些手頭隻有百分之幾財富的九十九個人，由於消費力不足，又買不起那些低附加值的剛需產品的話，那就會造成整個社會產能過剩而整體的消費力下降。
社會消費力整體下降又會造成新一輪的生產力過剩。
這樣的話，也就造成了這個小社會整體的冗餘財富成幾何倍數的增加。
這樣就造成了一個看似富足，內裡卻是整體社會的積貧積弱。
也就是錢確實很多，但是，有錢的因為消費力，錢多的沒地方花。
沒錢的又幾經努力卻依舊掙不到錢，從而產生絕望性的躺平，進入以維持生存為目的的低消費。這樣的話自然也沒錢去消費。
如此，便是進入了一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貧富差距，而且，一旦形成，這種差距會逐漸拉大，進入一個惡性循環。
當然，這隻是一個樂觀的、簡單的理想狀態下的假設。實際情況，要比這一百來人的封閉社會要複雜得多。
這種複雜情況對於改革派的元風黨而言，也是有經驗應對的。比如說，王安石的《募役法》。
《募役法》說白了，就跟現在的個人所得稅差不多。朝廷派下徭役，窮人出力富人出錢。出錢的可通過雇傭窮人來免除徭役。
蔡京也有他的經驗：擴大政府性投資行為，利用王安石留下的《募役法》繼續從富戶身上摳錢！
摳出來的錢拿來進行大基建。雇傭貧民，去興修水利、挖運河、辦官學、修驛道、資助居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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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惜對西夏、河湟之地發動戰爭，來轉嫁國內的經濟危機。
崇寧年間，全國各地玩命的修建漏澤園、居養院、安濟坊等等，這些個“官辦貧困救助製度和組織機構”。你以為那蔡京良心發現啊？那隻不過是對付日益膨脹的經濟危機的手段而已。
然而，對付通貨膨脹性的經濟危機，基礎建設以及慈善機構、社會慈善事業大量的投資，對拉動經濟那效果是立竿見影的，起碼能讓富戶手中過剩的消費能力釋放出來，讓貧民中過剩的社會勞動力都能掙到錢。從而刺激大宗的低端剛需消費，使得大量的生產力向低端消費品傾斜，讓貨幣流通性增加。
而且此舉能起到穩定民心的作用。
交子也好，錢引也罷，不流通不進行交易的話，那就是紙啊！如此元佑黨人口中的“與民奪利”、“虛耗國帑”倒是比經濟崩潰好一些。
那張商英倒是看不到此間奧義麽？
可以很坦誠的告訴你，能看到，但是他乾不了。
為什麼乾不了？有皇帝幫他撐腰耶！還不夠他臭屁的？
然而，即便是有那說話不怎麼算數的皇帝撐腰，那元佑黨人也不允許他怎麼乾，全國絕大多數的豪民富戶也不允許他這麼乾。因為那些個豪民富戶可是他們詩酒田園的金主，得罪不得。
那天覺先生本就是元佑黨籍，但因本人“持中”的執政理念在那元佑黨人心中便是個異類。
本身就有“謂蔡京雖明紹述”的口實，這一但效仿了蔡京，行那《募役法》便是做實了這個叛“黨”的罪名。
其二，從富戶身上摳錢？說起來容易，實際操作上基本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從富戶身上摳到了錢，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富戶也會想儘辦法再把錢再給弄回來。
屆時便又是一個官商勾結，吏“攜禮亂政”，豪民“殃民牟利”，鬨不好激起民變倒是一個不好收拾。
咦？你說的太絕對了，“吏”怎可“攜禮亂政”？
哈，首先說這“權”是自下而上的。文彥博一句“務要人推耳”說出了多少無奈？
其二：不要小看任何一個身在基層的，看似良善之人得“權”之後是什麼樣的。
即便是小區門口的一個保安，你給他一個警棍試試？
那些曾經善良的，存在於社會底層的老人們，絕對有能把一個小區活生生的變成一座監獄。
並美其名曰“管理”，而且他們覺得自己絕對有這樣的權力，去實行這個“管理”。aneggiare和法文anage演變來的，原意是指“訓練和駕馭馬匹”。
所以說，這管理的“管”字便有一種強製的意思在裡麵。即，通過武力或者是律法的手段去加以約束。
而“理”是“梳理”，“理順”的意思。
意思就是：理順了關係，再形成有效的法規去進行相應的約束。
但是現在我們大多數人都把後麵的“理”給選擇性的省略了，就剩下“管”了。
不接受“服務”？“管”得你接受“服務”！反正你家在這個小區，你家裡還有你的老婆，你的母親，和你的孩子。你在我手裡並不是沒有軟肋！
民眾且是享受這管理的“服務”？姥姥！看看現在的物業管理公司的德行你就知道了。
此類事現在都常有，更不要說幾百年前的宋朝。
況且那會作為管理者的小吏，思想還沒“先進”到現在的這種程度，還停留在“禍不及家人”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