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後，持節製度逐漸簡化，“假節鉞”的權力被“節度使”、“樞密使”等職官取代，不再單獨作為權力憑證授予。
假節多為臨時任務授權，通常針對具體、短期的事務，臣下的權力被嚴格限定在“完成任務”的範圍內，任務結束後權力即終止。
例如曹操曾授予張遼假節，令其駐守合肥，指揮合肥駐軍、斬殺違反軍令的士兵；再例如劉備攻打漢中之時，張合臨危受命，曹操當即賦予其假節。
假節鉞多為重大權責授權，通常是君主需要臣下總領一方、獨當一麵，才會授予。權力覆蓋了軍政全領域
例如劉備進位漢中王後，授予關羽假節鉞，令其鎮守荊州。關羽可自主決定荊州的軍事行動，如發動襄樊之戰，可斬殺荊州轄區內違反軍令的將領，即使是假節官員，無需事事向劉備請示，這也是關羽敢擅自北伐的核心權力依據。
也就是說，於禁的權力遠遠超過其他五子良將。
麵對這樣一位手中的核心統帥投降了敵軍，任何一個君主都會有些憤恨不已。
特彆是在這麼重要的襄樊地帶。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特彆重要的原因。
儘管於禁保全了三萬將士的性命，但曹操看到了於禁投降後帶來的嚴重影響。
行軍打仗最重要的是軍中紀律和大軍氣勢。
先前在兵役製度中聊過，曹軍中有明確的規定，凡叛逃者，妻子連坐，投降對於叛逃而言，幾乎相同，對應的處罰也是如此。
因為不能投降也不能叛逃，所以上陣之後，曹軍的將士隻有一條活路，奮勇殺敵。
故而曹孫劉三方中，曹軍的戰鬥力最為強悍。
儘管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十二月曹操采納了高柔的建議，取消了逃兵連坐的機製，但對於投降者的處罰並沒有改變，而且長期流傳下來的治軍之道也沒有輕易改變，軍中士卒依舊對叛逃和投降十分忌憚。
此次於禁率三萬大軍投降，開了主帥下令投降的先河，是主帥的軍令，並非士卒自身的決定。故而若是曹操想要以軍規來處置全軍士卒，那是站不住腳且不得人心的舉動。
要處置，也隻能處置於禁一人。
有此先河，若是今後再交戰，一旦形勢不妙，軍中便會出現威脅主將投降以求生存的可能性，從而大大減弱士卒的鬥誌和戰鬥力。
這才是曹操最為擔憂的地方。
所以從於禁投降那一刻起，他的命運幾乎已經注定，沒有第二條路。
至於於禁本人，這個選擇正確與否，後世人已經無法評判，畢竟當時的情形如何也隻能從史書上寥寥數字中了解。
唯一可以判斷的是，於禁絕對不是想要逃避責任，當時統帥雖然是於禁，但七軍到達樊城之後，指揮權已經交給了曹仁，屯兵在樊城以北地區的指令也來自於曹仁。
麵對於禁等人的困境，曹仁也沒有選擇出兵相救。
因為曹仁心裡也清楚，麵對這樣的水災，他束手無策，出城就是送死。
加上司馬懿就說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
漢水泛濫乃自然災害，並不是於禁的過錯。
就算兵敗，責任也怪罪不到於禁頭上。
所以於禁此舉並不是規避責任，唯一的解釋就是於禁想要保全那三萬將士。
曹操心中儘管不平，但也無可奈何。
況且此時的曹操已經被頭痛病困擾，無心多顧前方戰事，更沒有辦法花大量的精力來應對此事，倒是後來的曹丕給這件事畫上了一個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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