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晨兩點，江州市局重案組辦公室的燈依然沒有熄。空氣中彌漫著未散的咖啡味和打印紙的油墨味，一張新的案情重建流程圖掛上了白板，紙張上用紅筆標注出——“時間軸”、“進出路線”、“受害者反應”、“工具準備”、“致命行為時間段”幾個關鍵詞。
程望站在圖前，手裡拿著一支粗黑的馬克筆，緩慢在時間軸上寫下幾個關鍵時間節點：
?2118受害者下班返家，進入出租屋；
?2137朱以鳴偽裝成外賣員進入小區；
?2142肖越進入小區；
?2147受害人家中燈光熄滅；
?2209受害者手機信號消失，可能為被控製後關機或損毀；
?2213肖越離開；
?2226朱以鳴離開。
“整整二十分鐘。”程望的語氣平淡，眼神卻鋒利，“朱以鳴獨自在現場停留了二十分鐘，而肖越則隻在屋中停留了十三分鐘左右，且出入路線幾乎一致，說明他們溝通充分，計劃不止一次。”
“也就是說，”王勉低聲說，“他們對現場結構、逃脫路徑、受害人作息有明確掌握。”
“這已經超出了‘臨時起意’的範疇。”程望收回筆，“而肖越說自己隻是‘偶然幫忙’，根本站不住腳。”
他轉身看向坐在技術崗的法醫周傑：“現場屍體重檢報告出來了嗎？”
周傑點點頭：“重新複勘後發現，死者頸部勒痕與捆綁痕跡時間明顯不一致。勒痕更早，估計是在2201分左右就開始失去意識，而捆綁痕跡則至少發生在20分鐘後，可能是在她意識模糊甚至死亡後。”
“什麼意思？”王勉一愣。
“也就是說，肖越口中‘他幫忙捆綁她’的說法是假的。真正執行捆綁的是朱以鳴，且在她已經被勒暈甚至死亡之後才實施的。”
“為什麼還要綁？”程望低聲問。
周傑遲疑了一下：“可能是為了布置某種場麵。讓受害者看起來像是掙紮過、被製服。”
會議室一時沉默。那是一種病態的儀式感——用控製的象征強化內心的勝利，而這種勝利，隻能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
天快亮了。
程望站在窗前，看著天邊一點泛白。他轉頭問道：“肖越有沒有說他當晚離開後去哪了？”
“說回酒店。”王勉看著筆錄，“但技術那邊已查到，他在案發當晚留下了一段遠程登錄記錄。他用遠程監控工具嘗試連接朱以鳴安裝的偷拍攝像頭，意圖觀測案發全過程。”
“那他就是共謀。”
“而且是心理上更深的共謀。”
程望點點頭，低聲道：“從現在起，我們要重新定位整個案情敘述模式，不再將此案視為入室盜竊升級為故意殺人案，而是——有計劃、有預謀、有共犯、有心防精密操控的性暴力犯罪引發的故意殺人案。”
他轉頭，語氣篤定：“這是兩名男性合謀侵犯一位女性隱私、人格與生命尊嚴的完整犯罪鏈條。”
“那我們是否可以上報申請將此案列為惡性重大聯案？”王勉立即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