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威爾斯跟著他走了。離鐵軌不遠處，有幾間破舊的營房，看上去像是臨時宿舍。他和兩個女兒住著兩間小屋子。他的女兒們去外地求學，三天前剛出發。
小房間乾淨整潔，布置得頗為溫馨。裡麵有個床架，兩張床上下疊放著，看得出是手工製作的。色彩斑斕的窗簾遮住了書架。一張小桌子、兩把凳子，還有一個架子，上麵掛著俄文書以及三卷本德文版的歌德著作，這些便是小房間裡僅有的家具，顯然這是女孩們的房間。更大的那間屋子，似乎既是起居空間，也是工作的地方。
“我是個鞋匠。”主人一邊說著，一邊點燃了一個破舊卻質樸的茶炊，“不過靠這個掙不了多少錢。我們老家可不是這樣。”
“你說的‘老家’是指哪兒？”威爾斯問道。
“我跟你說過，我是伏爾加德人。我出生在薩拉托夫，一直在恩格斯生活，直到戰爭爆發。那地方在伏爾加河對岸，與薩拉托夫相對。在恩格斯，我和幾個技工開了家修理店，生意還不錯。後來戰爭爆發，我們被懷疑與德國勾結。雖然沒有確鑿證據，但出於安全考慮，蘇聯人把大部分人都被遷移到了西伯利亞。我躲過了一劫，逃到了這裡。順便說一句，我妻子是俄羅斯人，可惜三年前去世了。我的女兒們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說著，這人倒好了茶，接著又補充道：“這麼說吧，我也是共產黨員。”威爾斯連眼皮都沒動一下。如果他感覺到一個人是真心實意地對他好，他並不會在意對方的政治觀點。從見到老人的第一眼起，威爾斯就覺得他是個真誠的人，不然此刻他也不會坐在這裡。
“要是我出生並生活在俄羅斯，說不定我也會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
“彆談這個了。”鞋匠打斷他，“對我來說，你現在就是個顧客——萬一有人進來呢。把靴子脫了，掩飾一下。再說了，我之前也不知道你是德國人。”
“那你為啥要跟我搭話？”
“因為你的發音暴露了你。而且我一眼就覺得你需要幫助。”
“……然後你就不顧危險幫我？”
“這有啥危險的？”他笑著看向威爾斯，“幫顧客修靴子，等的時候請他們喝杯茶，這能有啥危險？”隨後，他表情嚴肅起來，“你是逃出來的吧？戰俘還是政治犯？你接下來打算怎麼做？要去哪兒？”他一邊幫威爾斯調整鞋子，一邊認真地聽威爾斯講述。
“我佩服你的勇氣。但說實話，我覺得你的計劃不太可行。”
“也許吧。”威爾斯認同道，“但我一直相信，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運。隻要有機會，我就會去嘗試。哪怕要冒更大的風險。”
“也許你是對的。但現在我們先吃點東西吧。你肯定餓了，也想睡覺了。”
他們坐在一起，聊了很久，有說不完的話。
第二天，他在伏爾加德人指導下爬上一節調車車廂，帶足了補給，再次選擇扮作聾啞人來偽裝自己。他右手緊攥著半瓶伏特加，可誰又知道裡麵裝的其實隻是水呢？又有誰會在意一個在站台上或是廁所前打著呼嚕的人，是否在正確的車站下車呢？
警衛幾乎不理會他，要麼遠遠躲開，要麼直接從他身上跨過去。有時，警衛想跟他搭話，得到的也隻是毫無意義的回應。他可能會餓著肚子上火車，然後從熟睡的乘客那裡偷些旅行補給。但威爾斯更喜歡另尋解決辦法。
可他究竟該怎麼辦呢？要是能有幾盧布，就能買些生活必需品了。盧布，盧布，盧布——可他要到哪兒去弄呢？他沒東西可賣，也沒法去乞討。
就在這時，他想到了一個弄錢的主意。雖說這主意不怎麼好，但卻能立刻幫到他。
他開始留意騎自行車的人。他盼著有人能下車，去彆人家送東西，或是做些彆的事，這樣他就能“征用”一輛自行車。
他在老城區看到一個小型黑市，能在那兒把偷來的東西脫手，換些現金回來。
“這可是偷竊！”他的良心出聲警告，強烈反對這個計劃。但他的理智似乎占了上風。“對某些人來說，自行車隻是交通工具；對另一些人而言，它卻能救命。生命至上。”
沒錯，生命至上。這世上本就有諸多不公，一個急需幫助的人承受一點小小的不公又何妨？
這時，一個年輕人騎著自行車過來了。那輛車看起來很新，像是德國產的，說不定是從德國軍隊的藏品裡弄來的。如果他“征用”這輛車，就相當於是把本就被偷的東西拿回來了。那家夥在他前方十米處停下，把車靠在一棟高層公寓樓的牆上，翻閱著筆記本，然後走進了前門。
錯過這個機會，那他可就太傻了。威爾斯伸手一抓，用力一蹬，便帶著他的“戰利品”飛馳而去。
然而，騎車的同時，他心裡琢磨著是不是該直接去黑市。那些人肯定會先去那兒找自行車。可除了那兒，他還能去哪兒快速把車賣掉呢？畢竟，偷車本就是個瘋狂的念頭。說到瘋狂的念頭，喝酒——這才是解決之道。
穿過幾條街道後，他故意放慢速度，沿著一條彎彎繞繞的路線，朝著一家小酒館騎去，顯然這是一家伏特加酒吧。至於它是私人經營還是有執照，他不在乎。他又裝作醉漢的模樣，搖搖晃晃地走向一個正要出門的男人。
他含含糊糊、搖搖晃晃地跟對方解釋，說自己想賣掉自行車，因為缺錢。“給幾盧布買伏特加。”他邊說，邊把空酒瓶給對方看，“好車，給我幾盧布！”
威爾斯招呼的這個男人拒絕跟他交談。
“給我錢買伏特加！”他用醉醺醺的聲音重複道，“一輛好自行車，得花不少盧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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