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杖上的威嚴，要能護著田裡的耕牛。
至於將來會怎麼發展，那是後話了。
至少此刻，威龍正趴在新收的麥堆上打盹，孫雲球的鏡片裡映著飽滿的麥穗，湯若望的名冊旁堆著剛算好的秋稅收支——
這光景，比任何教義都實在。
萬曆二十九年的深秋，南京聚寶門外的天主教堂終於敲響了第一聲晨鐘。
利瑪竇撫著胸前的十字架，看著前來觀禮的禮部官員與江南士子，眼角的皺紋裡藏著二十年的籌謀。
從肇慶的草庵到韶州的講堂，從南京的蟄伏到北京的麵聖，這個意大利傳教士用鐘表、地圖與算學敲開了大明的門縫，更將耶穌會的種子埋進了士大夫的書房。
當徐光啟在《農政全書》裡寫下西洋水利之法，當李之藻將《同文算指》呈給萬曆皇帝，一種新的權力遊戲已在大明的朝堂與市井間悄然展開。
耶穌會的傳播從不是單純的宗教熱忱。
利瑪竇深諳大明的權力規則，他讓傳教士穿上儒服，將聖經故事譯為“西儒”言說，在南京、北京建立的書院裡，算學、天文、地理成了吸引士子的誘餌。
那些在科舉路上掙紮的寒門學子，突然發現西洋學問能為他們打開另一扇門——
經西洋曆法修正的《大統曆》讓欽天監的官員另眼相看，用西洋幾何丈量土地的方法讓戶部主事刮目相看。
到天啟初年，朝堂上已悄然形成“西學黨”。
他們未必皆是教徒，卻都倚仗耶穌會的資源步步高升。
南京禮部侍郎的案頭常擺著葡萄牙神父送來的望遠鏡，福建巡撫的奏疏裡總夾雜著對“紅毛夷”荷蘭人）的“客觀評價”。
這種滲透如江南的梅雨，細密無聲卻浸潤骨髓。
第一代官員不過是借西學作為晉升工具，半推半就地接受洗禮隻為結交人脈；
可到了第二代，那些自幼跟著西洋神父學拉丁文的子弟，早已將禮拜日的彌撒當成了生活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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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江府的顧家公子甚至在婚禮上同時擺了孔子牌位與聖母像，引得老儒破口大罵，卻被其父——
時任光祿寺卿的顧秉謙輕描淡寫地壓了下去。
這種傳播的代價遠超金銀。
利瑪竇去世前，羅馬教廷已為大明教區投入了數十萬金幣，光是每年運往澳門的鐘表、火器就足以裝備一支千人軍隊。
但回報也足夠驚人：
江南七府的書院半數設有西洋館，廣東、福建的海關官吏幾乎都能說幾句葡萄牙語，連崇禎初年修訂曆法時，欽天監的主官竟是個受洗的教徒。
當西洋學問成了官場通行證，耶穌會早已不是外來的傳教團體，而是盤根錯節的權力網絡。
沿海的商人比官員更早嗅到機遇。
嘉靖年間還在偷偷摸摸與倭寇交易的海商，到萬曆朝已堂而皇之地捐建書院。
寧波的範家先是捐銀萬兩資助杭州天主教堂，次年就拿到了對日貿易的特許；
泉州的鄭家更直接，長子鄭芝龍拜葡萄牙商人為義父，用一艘西洋夾板船起家，十年間便成了東南海疆的“船王”。
他們與耶穌會的關係微妙而精準——
商人提供資金與人脈，教會則用西洋勢力作保，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甚至為福建商人配備了專職律師，負責處理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糾紛。
東林黨人的書房裡，漸漸多了商人送來的西洋墨與羊皮紙。
錢謙益在寫給友人的信裡曾抱怨“吳下富室揮金如土”，卻在收到蘇州商人資助的千兩白銀後，在朝堂上力主開放月港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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