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黨、閩黨、粵黨看似政見不合，卻在維護海商利益上出奇一致——
浙江巡撫為寧波商人隱瞞走私絲綢，福建巡按對鄭芝龍的海盜行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廣東布政使更是直接將關稅銀的三成劃入私庫。
到崇禎十七年，江南豪商早已不是嘉靖朝那個需要仰仗皇室鼻息的群體。
他們的船隊比朝廷水師更精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裡坐著浙商的代表，西班牙馬尼拉的大帆船一半貨物屬於閩商。
小流求台灣）的鹿皮貿易被浙商與閩商壟斷，連荷蘭人修建熱蘭遮城時，都要分給當地商人三成股份。
海禁政策成了他們最好的保護傘，明麵上嚴禁貿易，暗地裡卻由官商勾結把持所有通道；
敢私自下海的小商販要麼被官軍剿滅，要麼被豪商的船隊吞並。
東南沿海早已成了獨立王國。新來的巡撫若想坐穩位置，必須先去拜見當地商會的“大掌櫃”。
天啟年間，廣東巡撫試圖整頓關稅，不到三月就被冠以“通倭”罪名罷官；
崇禎初年，福建巡按彈劾鄭芝龍，結果自家船隊在赴任途中“遇海盜”沉沒，全家葬身魚腹。
這裡的知府由商人推舉，知縣靠商會資助，連驛站的驛卒都認得商隊的旗號。
官商之間早已不是勾結，而是通過聯姻、認親織成了一張巨網——
鬆江知府的女婿是寧波船商，泉州總兵的嶽父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股東，杭州織造的兒子娶了葡萄牙商人的女兒。
北京城的深秋帶著一絲潮濕的寒意，錢謙益拆開兒子從南直隸寄來的家信，手指在“陛下欲查海商私稅”的字句上停頓良久。
他望向窗外，思緒回到二月——
秦淮河畔的畫舫依舊笙歌，隻是船上的富商們談論的不再是詩詞歌賦，而是荷蘭人新造的戰艦與馬尼拉的白銀價格。
東林黨背後的金主們對此嗤之以鼻，在他們看來，崇禎皇帝連中樞都敢隨意遷移，連朝會都敢罷停，不過是個在龍椅上發脾氣的孩童。
江西九江的官署裡，七十六歲的李邦華正對著地圖歎息。
這位被裁撤的禦史台老臣拒絕了所有商人的拉攏，卻忍不住常與東林學子徹夜長談。
回鄉之後接受袁繼鹹邀請，居留於九江行署，左氏父子莫名消失，這位江西總督亦喜亦憂。
他看著地圖上被紅筆圈出的九江、饒州、廣信、梧州四府，那裡的知縣任免已全由地方商會決定，連稅銀都要先經商棧再入府庫。
他知道這樣下去國將不國，卻隻能將希望寄托在身邊幾個年輕學子身上——
他們的筆尖還帶著書生氣，尚未被銅臭浸染。
豪商們的底氣遠不止於此。
鄭芝龍的水師在廈門港遊弋，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夾板船在澎湖列島待命，西班牙人的艦隊常駐馬尼拉。
他們在江南的田產占了半壁江山，在京城的店鋪連著六部衙門，連宮裡的太監都收著他們的“孝敬”。
當李邦華“昏君無謀”的言論傳到商棧，老板們相視大笑——
這個連朝堂都擺不平的皇帝，敢動他們分毫？
崇禎十七年的冬夜，蘇州商會的密會持續到三更。
燭火下，幾張熟悉的麵孔映在東印度公司的股權證書上，三成股份的持有者名單裡，赫然列著江南十二家豪族的姓氏。
有人提起小流求的交易，當年浙商與閩商聯手將島礁“租”給荷蘭人，每年坐收十萬兩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