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的作家，除賈誼、晁錯外還有枚乘，他主要的活動時期是漢文帝和景帝兩代，在宮廷做過文學侍從之臣，死於漢武帝即位以後。
《漢書：藝文誌》有枚乘賦九篇，今傳賦三篇，文二篇，《七發》是他的代表作。該賦借楚太子和吳客的問答，構成八段文字，第一段是序曲，敘述吳客探問楚太子的病，認為太子的病是生活過於安逸，應該從思想上來治療。
以下七段寫吳客用七件事啟發太子。二至四段分寫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等奢侈的享受。第五段寫田獵。第六段寫觀濤。
最後一段寫吳客將要為太子薦方術之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太子聽了大為振作，出了一身透汗，他的病竟因此而霍然消失。
《七發》的諷諭性很鮮明，作者正麵的議論在首尾兩段，它批評了統治階級上層腐朽的生活方式。作者認為這種生活方式的本身就是病。
腐朽的生活源於腐朽的思想。所以藥石針灸無能為力，根治的方法唯有用“要言妙道”來消滅思想裡的毒菌。
作者是宮廷文人，但對貴族階級的腐朽生活看不順眼，所以能提出批評，能把事實擺得明白詳儘，道理說得中肯。
正因為《七發》有比較高明的思想，不失諷諭精神所以能夠繼承《楚辭》的傳統。
《七發》中的描寫不像一般漢賦，完全依靠所謂“奇字”的堆疊，而是善於運用形象的比況，例如寫濤的形狀：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湧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
這一段屢用行軍作戰來比況，把濤的聲勢寫得淋漓儘致，使得文章本身也和江濤一樣，成為“怪異詭觀”。
作者雖然用力寫濤，卻並不忘記寫觀濤人的感覺，而且深刻地寫出觀濤者心胸受到蕩滌而豁然開朗的感覺，這就是所謂“發蒙解惑”。
這樣就和那個從思想上治療疾病的中心意思緊緊關聯起來。正因為它是有中心有層次有變化的描寫，所以不像一般漢賦流於平板。
《七發》的形式對後來的辭賦是有影響的。這種結構體製引起後來許多作者的模仿，被人看作賦中心一個專體，就叫做“七”。至唐代以前，仿作者就有四十家。唐以後直到近代繼續有人仿作。
漢初的帝王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多施行仁政，減輕賦稅和勞役，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特彆值得一提的是紡織技術的提高。主要體現在紡織提花機的改進。
紡紗用的紡車和織布機用的布機在商朝以前，就已經在我國廣泛使用了。可是簡單的布機隻能織造平紋的布帛，要想織造有複雜花紋圖案的織物，就需要在織機上加一個提花裝置，即提花機。
商代時開始有了簡單的提花機，到了漢代，提花機構造趨於成熟，性能更加完備應用更為廣泛。在《西京雜記》中記載到：西漢宣帝時，巨鹿今河北巨鹿縣）陳寶光之妻發明了一種新提花機，用120躡，60天就能夠織成一匹散花綾，“匹值萬錢”。
這種提花機是具有機身和織造係統的聯合裝置，能織造出任何複雜變換花紋的織品。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紡織機械。歐洲到公元7世紀才從中國得到提花機，13世紀才在織機上安裝腳踏躡。
漢代的紡織技術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紡織業非常繁榮。從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大量紡織品，反映了漢代很高的紡織技術水平。
在一號漢墓中出土了高級成衣50餘件，單幅絲織品46卷，各種繡枕、巾、襪，香囊，素色提花的綺和羅，各色的錦等等，種類繁多，精美絕倫。
各種織物的花紋圖案非常豐富，有菱形紋、矩形紋、對鳥紋、杯形紋、孔雀紋、花卉紋、茱萸紋等等，配色自然得體。
此外，漢代的鋼鐵冶煉技術已經發展到了較成熟的階段前已講述），帶來了鐵器的大規模普及和推廣；鐵製農具廣泛應用於農業生產，鐵製兵器應用於戰爭，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增強了綜合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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