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嶸的主要著作
《詩品序》
原文2）：
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竟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誌》，詳而博瞻，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即書。諸英誌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
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夫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製，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
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耶？
齊有王元長者，嘗謂餘雲：“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銜子乃雲｀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範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水景慕，務為精密，襞積細微，專相淩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餘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入，則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閭裡已具。
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乾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衝《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檮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
釋義：
《詩品》是我國古代評論詩歌的名著。《詩品序》原來分彆序於該書上中下三卷之首，由於它有總論的作用，故這裡把三序合而為一。
文中所提出的重要論點，是針對當時的詩風而發。在文藝的基本問題上，有其精辟的看法。他認為寫作動機的激發，有賴於客觀事物的感召。
序言一開頭就說：“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這是文學的源泉在於現實的觀點。這觀點是正確的。
作者繼續“四候之感諸詩”之後，又闡述了社會環境對詩人的感召，突出了“群”和“怨”特彆是“怨”的作用，這是詩歌反映現實的理論。
這理論出現在作詩偏重形式的齊、梁時代，，更有它的進步意義。但是作者認為怨的抒發的效果，可以“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鍾嶸既重視詩歌的群、怨，因此要求詩歌要有“滋味”，所謂“滋味”，就是文中指出的“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
而要達到這個要求，必須賦、比、興，做到言近旨遠，形象鮮明，有風力，有藻采，乃可耐人玩味，而感染力也愈強。這才是“詩之至也”。
鍾嶸反對作詩用典，他以為“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對喜用典的詩人，諷刺“雖謝天才，且表學問”。
當然，寫作上的援古證今，有時也有它的需要，鍾嶸也不是一概排斥，他認為“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於做詩，就不適用這樣的標準了。
鍾嶸也反對聲病，主張自然和諧的音律。齊梁時代，聲律之說盛行，“永明體”詩風泛濫，鍾嶸對此作了有力的抨擊。
他認為一味追求聲律，反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主張“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亦足矣”。他反對那種“傷其真美”的八病，等人為的矯揉造作，而對詩歌的自然的音節美，並不排斥。
《詩品》是我國古代評論詩歌的名著，它反對玄言詩，反對用典，反對聲病，主張自然真美，對彌漫在南朝詩壇上的雲霧，有廓清的作用。
它對五言詩的起源、不同流派的溯述和對各家的品評，對後世各種詩話的創著，也起了啟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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