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客氣，”我看著他的背影，忽然想起什麼，“您戰友叫什麼？說不定我能幫上忙。”
他猶豫了一下，說出個名字：“趙建國。”
這個名字像道閃電劈進我的腦子裡。趙建國，去年邊境衝突裡犧牲的那個營長，新聞裡報道過，追悼會上他的母親哭得暈了過去。可他剛才明明說，戰友還躺著呢。
我追上去的時候，他已經走到住院部的玻璃門跟前。陽光照在他的軍裝上，反射出刺眼的光，汗水順著他的下巴往下滴，砸在水泥地上，瞬間就蒸發了。
“您戰友……是不是去年犧牲了？”
他的肩膀猛地抖了一下，像是被燙到了似的。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轉過身，眼睛裡蒙著層水汽：“護士說，他還認得出軍裝。”
帆布包被他放在地上，拉鏈拉開的瞬間，我看見裡麵整整齊齊地碼著些東西：幾包曬乾的雪蓮，花瓣邊緣還帶著凍土的痕跡；一瓶用青稞泡的酒，瓶身上貼著張手寫的紅紙條，上麵寫著“建國存”；還有頂帶著五角星的軍帽，帽簷上彆著張泛黃的合影，兩個穿著軍裝的年輕人站在雪山下，笑得露出兩排白牙，身後的冰川在太陽底下閃著藍光。
他把那頂軍帽拿出來，用袖口擦了擦上麵的灰，然後鄭重地戴在自己頭上。帽簷壓得很低，遮住了他大半張臉，隻露出緊抿的嘴唇。“我們在昆侖山巡邏的時候，他總搶我的酒喝，”他忽然開口，聲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語，“說等退伍了，要帶這酒去天安門，就著二鍋頭喝。”
住院部的冷氣從門縫裡滲出來，帶著消毒水的味道，和他身上的汗味混在一起，竟生出種奇異的肅穆。我看見他的手在發抖，不是因為冷，是因為彆的什麼。
“他總說我穿軍裝最好看，”他笑了笑，眼角的皺紋裡滾下滴淚，砸在軍裝上，洇出個深色的小點，“說這顏色比雪山上的花還鮮亮。”
玻璃門自動滑開，冷氣裹著他的身影進去了。綠色的背影在慘白的走廊裡慢慢移動，經過護士站的時候，有個年輕護士朝他指了指走廊儘頭。他點點頭，腳步依舊有些跛，卻走得很穩，像在走什麼重要的儀式。
我在門口站了很久，直到保安過來問我是不是家屬。旁邊的公告欄裡貼著義診的通知，下麵壓著張泛黃的照片，是去年犧牲戰士的集體遺像，第一排正中間那個濃眉大眼的年輕人，和軍帽上合影裡的趙建國長得一模一樣。
不知什麼時候，天陰了下來。風卷著樹葉的影子在地上跑，遠處傳來悶雷的聲音。我忽然想起他耳朵上的凍瘡，想起他腿上的舊傷，想起他說在雪崩裡埋了半個小時——那時候他大概也穿著這身軍裝，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裡，等著戰友來救他。
四點多的時候，下起了太陽雨。陽光從雲層的縫隙裡鑽出來，在雨幕上織出道彩虹。我看見他從住院部走出來，軍帽摘下來握在手裡，帽簷上的合影被塑料膜包得嚴嚴實實。帆布包空了，癟下去的地方沾著片雪蓮的花瓣。
他走過我身邊的時候，腳步輕快了些，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擔。“他看見軍裝了，”他說，聲音裡帶著點釋然，“我把雪蓮放在他床頭了，以前他總說那玩意兒能治關節炎。”
雨停了，空氣裡飄著泥土的腥氣。他抬頭看了看天，忽然笑了：“昆侖山的雨，落地就成雪。”
我們一起走過天橋，賣冰棍的老太太已經收攤了，隻剩下個空箱子擺在路邊。他忽然停下腳步，從口袋裡摸出顆水果糖遞給我：“給，路上撿的。”
糖紙是透明的，能看見裡麵橘色的糖塊。我捏在手裡，有點黏，大概是被他的汗浸的。“您這是要回去了？”
“嗯，”他望著遠處的公交站牌，“趕最後一班去火車站的車。”
5路公交車“哐當哐當”開過來的時候，他忽然轉身，把軍帽往我手裡一塞：“這個，幫我帶給建國。”
我愣住了，手裡的軍帽還帶著他的體溫，帽簷的合影被摩挲得發亮。“您不自己……”
“我要去趟邊境，”他笑了笑，露出兩排被凍得有些發黑的牙，“那邊還有新同誌，得讓他們看看，這軍裝怎麼穿才像樣。”
公交車門關上的瞬間，我看見他找了個靠窗的位置坐下，正對著窗外整理衣領。綠色的身影在擁擠的車廂裡，像片不肯凋零的葉子。車開走的時候，他朝我揮了揮手，手腕上露出道猙獰的疤痕，像是被什麼東西咬過。
後來我去了趟趙建國的墓地。管理員說常有個穿軍裝的人來，帶著雪蓮和青稞酒，坐在墓碑前說一下午話，臨走前總會把軍帽放在碑上。我把那頂軍帽輕輕放在墓碑前，照片裡的年輕人笑得依舊燦爛，背景裡的雪山還是那麼白。
回去的路上，經過那家小飯館，電視裡正在播邊防戰士巡邏的新聞。畫麵裡的戰士穿著和他一樣的軍綠色軍裝，在齊腰深的雪地裡艱難前行，軍帽上的紅星在陽光下閃著光。
我忽然想起那個七月的午後，他濕透的軍裝，他耳朵上的凍瘡，他說昆侖山的雨落地成雪。原來有些顏色，從來都不怕歲月磨洗，就像有些溫度，永遠比夏天更滾燙。
現在每次路過三〇一醫院，我總會多看兩眼住院部的走廊。有時候陽光好，會看見穿軍裝的人從裡麵走出來，背影挺拔，像棵站在風裡的白楊樹。我知道那不是他，卻總會想起他說的話——這軍裝怎麼穿才像樣。
大概就是，無論三伏酷暑，還是數九寒冬，都把那抹綠色穿在心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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