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把琴盒扣緊時，那道“清除異族”的標語已在晨霧中泛白。
瑪莎奶奶挎著土豆籃回來，籃沿沾著撕碎的樂譜——是激進派昨夜砸了伊萬諾夫的鐘表店，那些刻著“俄烏合製”的琴鍵，碎在門檻下。
秋陽透過白樺林，在頓巴斯織出金斑。
安娜的古多克琴剛奏到《德涅泊爾河》的高潮，娜塔莎就用石子在泥地上畫葡萄藤，辮梢沾著蒲公英的絨毛，風一吹就飛進安娜的衣領。
“伊萬諾夫爺爺說河對岸的人不喜歡這支歌。”
小姑娘突然抬頭，小手指向東南——第聶伯河在遠處閃著銀光，像把沒開刃的刀，靜靜臥在遼闊的平原上。
安娜的指尖頓了頓，琴弦發出悶響。
鎮上的空氣越來越稠，“分離”“自治”這些詞像帶刺的藤蔓，纏得人喘不過氣。
街角酒館裡，人們不再聊甜菜收成，轉而用伏特加澆著壓低的爭吵：“俄羅斯人占了我們的地！”“可你爺爺的勳章，是俄羅斯將軍授的！”
玻璃杯碰撞的脆響裡，總夾雜著對往昔的歎息。
“音樂沒有國界。”她揉著女兒的頭發，目光掠過院牆外的軍用卡車。
車身上的俄語標語在陽光下刺眼，揚起的塵土嗆得娜塔莎直咳。
“就像這河，既流著烏克蘭的水，也淌著俄羅斯的冰——你伊萬諾夫爺爺的掛鐘，齒輪有俄羅斯的鋼，也有烏克蘭的銅，不也走了五十年？”
瑪莎奶奶挎著土豆籃回來時，籃子晃出兩個沾泥的土豆，表皮的芽眼已經鼓起來。
“基輔醫療隊走了。”她裹緊披肩的手抖著，針腳磨得發亮的披肩是祖父留下的，裡襯還繡著半朵鈴蘭，“說局勢緊張，暫時不派新的來了。可昨天我去送土豆，俄軍的軍醫還幫我挑了肩上的子彈殼碎片——他說他奶奶是烏克蘭人，會做紅菜湯。”
安娜的心沉了沉。
上周去買鬆香時，征兵站前的少年正把烏克蘭國旗彆在琴盒上，紅色的旗角掃過琴身，像道流血的傷口。
“伊萬諾夫師傅呢？”
“關店了。”老婦人撿起土豆的手套沾著草屑，指縫裡還嵌著泥土，“戴紅袖標的年輕人砸了他的櫥窗，說他修的俄羅斯掛鐘玷汙頓巴斯的空氣。
可他們不知道，伊萬諾夫的兒子，在莫斯科當鋼琴家，去年還為烏克蘭的孤兒院捐了錢。”
琴聲戛然而止。
安娜摸著琴頸內側的刻字——1945年於基輔”，這把見證過反法西斯戰火的琴，如今要麵對同胞間的裂痕。
她突然想起三天前，德米特裡在雜貨店紅著眼眶說：“安娜小姐，或許我們都得選邊站了。”
那天他來買伏特加，眉骨上還帶著傷，說是和主張並入俄羅斯的同鄉起了衝突。
“他們罵我是‘烏克蘭同情者’，可我父親的撫恤金，是烏克蘭政府發的——因為他救過三個烏克蘭士兵。”
德米特裡的拳頭捏得發白，“現在的人隻看軍裝顏色，不看人心。”
安娜沒接話，隻是彈了首《喀秋莎》，她看見他握緊的拳頭慢慢鬆開，喉結動了動，像有話要說。
“媽媽快看！”娜塔莎突然跳起來。
村口走來群舉旗幟的人，黑色製服上的雙頭鷹在秋風裡抖著。
領頭的軍官舉著擴音器，他喉結動了動，喊出的俄語詞句卻帶著烏克蘭語特有的卷舌——安娜認出他是鎮上的前音樂教師，三年前兒子在衝突中犧牲，從此琴弓換成了馬鞭。
擴音器裡的詞句像冰雹砸地，可他握擴音器的指節發白，指腹還留著按琴鍵的薄繭。
安娜把琴塞進盒時，聽見隔壁傳來槍聲。
鐮刀從手中滑落的瞬間，玻璃破碎聲、尖叫、怒罵……
這些聲音砸在頓巴斯的午後，砸碎了最後一絲寧靜。
她看見伊萬諾夫從鐘表店跑出來，懷裡抱著個舊琴盒，盒上的銅鎖閃著光——那是當年他和安娜祖父一起修的，鎖芯裡既刻著俄羅斯的花紋，也刻著烏克蘭的麥穗。
地窖門被推開時，娜塔莎撲進她懷裡：“媽媽，我聽見琴在哭。”
安娜打開琴盒的刹那，看見琴身上的木紋裂成道血痕。
她知道，凍土之下有什麼正在碎裂，而這琴聲，或許將成為最後的挽歌。
但她更記得祖父說的：“裂口裡能看見根——那些纏在一起的根，從來不分你我。”
夜色降臨時，瑪莎奶奶把盧布和藥瓶裹進布包：“去伊萬諾夫那，他有拖拉機送你們去基輔。”
“您呢？”
老婦人指著星空：“我這把老骨頭，哪也不去了。”
她掏出個布包，鏽跡斑斑的子彈殼滾出來——1943年斯大林格勒的冬天，祖父撿的，裡麵還塞著半片樂譜。
“子彈會生鏽，琴聲不會。就像1941年，俄羅斯的士兵和我們一起守基輔，他們的巴拉萊卡琴，和我們的冬布拉，在炮聲裡合過奏。”
安娜接過布包時，遠處傳來悶雷般的炮聲。
她知道戰火已越過第聶伯河，而這把古多克琴，將在頓巴斯的寒風裡，迎來最嚴酷的考驗。
她回頭望了眼雜貨店的方向，不知那個眉骨帶傷的男人，是否還活著——她不知道，幾天後，他會用刺刀，幫她撬開琴盒裡凍住的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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