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鞋裡的存款單被體溫焐得發軟，指腹摩挲時能觸到紙麵的紋路，像摸著二十年來磨豆腐磨出的老繭。
我蹲在菜市場角落的豆腐攤前，看老伴王建國用竹片刮著木桶裡最後一點豆漿，晨光把他鬢角的白霜照得發亮——那是上個月在雪地裡摔的，當時為了護住肩上的黃豆，後腰硌在結冰的台階上，到現在還貼著止痛膏。
大兒媳李梅來的時候，塑料涼鞋在青石板上敲出清脆的響。
她新做的美甲是番茄紅，十根手指在晨光裡晃得人眼暈，比我們泡豆子的陶盆還要鮮亮。
“媽，”她蹲下來幫我係圍裙，鑽石戒指刮過我手腕的凍瘡，“您和爸彆總在這兒遭罪，劉強說周末接你們去家裡住。”
說話間她的目光掃過我裝錢的鐵皮盒，鎖扣上的紅漆早被摸得發白。
我下意識把腳往棉鞋裡蜷了蜷，鞋跟處的補丁是用劉強穿舊的校服改的，布料硬邦邦地抵著腳踝。
二十年前他考上重點高中，我和老王在夜市擺了三個月的豆腐攤，湊夠了兩千塊學費，那時他抱著我們哭，說“等我賺錢了給爸媽買樓房”。
現在他的樓房在市中心，一百二十平的客廳鋪著米色地毯，卻容不下我們裝黃豆的麻袋。
晌午收攤時，老王咳得扶著三輪車直不起腰。
我解開藍布圍裙，數著鐵皮盒裡的零錢，硬幣上還沾著豆渣。
“要不，把錢給孩子們分了吧？”老王擦著汗，手背上的老年斑比去年又多了些，“八十萬，一人四十萬，咱住養老院去。”
我捏著存款單沒說話，想起上個月李梅來攤前，看見我們吃涼饅頭就鹹菜，皺著眉說“現在誰還吃這個”，轉身把剛買的榴蓮塞進車裡，那股香味蓋過了豆漿的豆腥，卻蓋不住她指甲縫裡的香水味。
夜裡住在大兒子家，客房的暖氣烘得人發悶。
我摸著棉鞋裡的存款單，新換的單子邊角還鋒利，劃得腳心有點疼。
李梅端著蘋果進來時，美甲在壁燈下泛著光，蘋果被切成均勻的八瓣，果肉上還淋了蜂蜜——和她上周在朋友圈曬的下午茶一個樣。
“媽，您和爸攢了多少錢啊？”
她笑著遞蘋果，指尖的戒指硌得我掌心發疼，我看見她指甲邊緣有月牙形的掐痕，和商場試金鐲子時留下的印子一模一樣。
“就八萬。”話出口時，廚房傳來老王壓抑的咳嗽聲，像破了洞的風箱。
李梅的手頓在半空，蘋果皮“啪嗒”掉在地毯上，淺紅的汁水滲進絨毛，像極了她刷爆信用卡時簽購單上的印記。
她沒再說話，高跟鞋敲著地板出去了，門關上的瞬間，我聽見劉強的低吼：“你逼太緊了，當年買房他們給了五萬……”
“五萬？”李梅的聲音拔高，“那是她在雪地裡摔斷肋骨換來的，你心疼了？”
我數著窗簾上的花紋，直到淩晨。
老王的手在黑暗裡摸過來，掌心的老繭蹭得我手背發疼。
“明天去小偉家住吧。”
他的聲音像浸了水的棉花，“小芳說過段時間接我們。”
我沒吭聲，想起小兒媳張芳上次打電話，說“和老人住不方便”，卻在掛電話前問“爸媽是不是還有存款”。
棉鞋放在床頭櫃上，鞋跟的補丁在月光下泛著灰白，像我們攢了二十年的血汗，在孩子們眼裡，不過是一串可以分割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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