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冬天的北京，寒風像刀子似的刮過胡同。
我拖著瘸腿走下火車時，北京站的大鐘正敲著八點，鐘聲沉悶，跟我離開時一樣，卻讓我覺得陌生。
媽站在胡同口的老槐樹下，頭發上落著雪花，遠遠看見我走路一高一低的樣子，她腿一軟就蹲在地上哭了，眼淚砸在結冰的地麵上，碎成一片片。
我走到她跟前，想喊“媽”，嗓子卻像被凍住了，隻能伸出手，扶著她顫抖的肩膀。
家裡的土房還是老樣子，房頂的瓦鬆被雪覆蓋，像戴了頂白帽子。
媽摸著我膝蓋上的疤，那疤在棉褲下凸成一塊硬疙瘩，她的眼淚掉在補丁摞補丁的褲管上，暈開一小片深色。
“活著回來就好，活著就好……”她反複念叨著，手指在疤痕上輕輕摩挲，仿佛想把那些疼痛都抹平。
爹坐在炕頭吧嗒旱煙，煙圈遮住了他的臉，我看不清他的表情，隻聽見他悶聲說：“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煙袋鍋敲在炕沿上，發出“當當”的聲響，像敲在我心上。
回城後找工作比我想的更難。
我揣著介紹信跑了好幾家工廠，人家一看我瘸著腿，頭就搖得像撥浪鼓。
有次在街道辦，戴眼鏡的乾部翻著我的檔案，說：“小陳啊，不是我們不幫你，你這腿……乾不了重活兒，車間裡都是機器，怕你不方便。”
他的語氣客氣，眼神卻透著疏離，我攥著介紹信的手慢慢收緊，紙角被捏得發皺。
後來經人介紹，去了建築工地攪水泥。
攪拌機“轟隆轟隆”響，每次開機都震得地麵發顫，灰塵漫天飛舞，沒多久我就成了個“灰人”。
下班時吐口痰都是黑的，嗓子眼兒裡像堵了層沙子。
工頭看我乾活實在，話不多，就總把拌砂漿的活兒交給我。
那活兒需要力氣，我得用瘸腿頂住拌料桶，再用鐵鍬使勁翻攪，一天下來，腰累得直不起來，晚上躺在大通鋪上，腿上的舊疤隱隱作痛。
夜裡我常窩在煤油燈下翻那本從知青點帶回來的《三國》，書頁磨得破了邊，關羽刮骨療毒的章節被我翻得卷了角。
看到關公麵不改色地喝酒下棋，我就摸摸腿上的疤，覺得自己這點疼也算不了什麼。
有次工友湊過來看，笑著說：“陳默，你還看這呢？能當飯吃？”
我沒說話，隻是把書合上，心裡卻想著，有些苦是得自己咽下去的，就像書裡的關二爺，疼也得忍著。
鄰居張嬸看我老大不小了，總念叨著給我說媳婦。
“陳默啊，你都二十七了，不能總單著啊。”她坐在院門口擇菜，看著我一瘸一拐地提水，就歎氣。
有次她真給我介紹了個姑娘，在副食品店當售貨員。
見麵時在胡同口的茶館，姑娘穿著的確良襯衫，頭發梳得整齊，可她瞅著我走路的樣子，眼神裡的嫌棄藏都藏不住。
沒說幾句話，她就說“家裡還有事”，匆匆走了。
我坐在茶館裡，喝著寡淡的茶水，看著窗外的煤煙，忽然覺得這北京的冬天，真冷。
有次在工地，攪拌機突然失控，轟鳴聲震耳欲聾。
我下意識就撲倒在地，像在梁家坳聽見哨子時那樣。
工友們笑我“嚇破了膽”，隻有我知道，那是刻在骨頭裡的反應。
黃土坡的日頭、稻田的血水、衛生所的土黴素味，還有腿上的疤，都成了我身體的一部分。
夜裡摸鉛字模子時，“人”字硌著掌心，我想起小李蹲在田裡哭的樣子，想起隊長說的“城裡娃嬌氣”，忽然明白，有些荒坡不是長不出莊稼，是壓根沒人在乎你能不能活。
北京的煤煙濃得化不開，嗆得人想掉眼淚，可我知道，就算瘸著腿，也得在這城裡活下去，像老槐樹下的野草，紮根在這青石板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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